“負面新聞”論調讓媒體冷漠
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負面”？這里的判斷標準只應該有一個，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標準。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負面的。
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季節，但陽光下仍不免有陰影，那是災難的陰影——4天前，福建莆田作坊火災，37人死；重慶秀山煙花爆炸，16死15傷；3天前，山西陽泉改建煤礦隧道而致民房坍塌，10人死；兩天前，哈爾濱發生沉船事故，7人死；江蘇吳江發生火災，8人死。
遺憾的是，所有這些災難，哪怕是慘烈的莆田火災和秀山爆炸案，無一例外都只有簡短通稿，沒有深度報道，也沒有媒體評論；換句話說，它們都沒能進入公共輿論的視野。媒體的焦點不在這，那么在哪里呢？媒體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到了陜西華南虎的身上，被撲朔迷離的華南虎挑逗得興奮莫名。
那么多生命悲劇，卻不比子虛烏有的華南虎更有關注價值，這才是生命悲劇背后，更深層的悲劇。
但是，這種更深層的悲劇，并不是輿論的冷漠造成的。當年SARS事件和孫志剛事件中媒體不屈不撓的努力，早已印證了媒體對于生命價值的堅守。媒體有著這樣的堅守而竟然在生命的悲劇面前閉上眼睛，原因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不能不承認，對追問災難事故的所謂負面新聞實行嚴格管制，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慣例。幾個月前，國新辦副主任王國慶在做客中央電視臺時就披露，現在發生在一些地方的這種所謂的不好的事情，有90%都能“捂住”，只有10%給披露出來了。王國慶并快人快語地抨擊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比較天真”。
這種天真的做法，效果卻絕不天真。比如某校發生歹徒入室侵犯學生的不幸事件，校方通常的做法都是捂蓋子。而一旦捂成功了，那么其中的教訓也就難于汲取，類似事件就會繼續發生。責任人的烏紗帽固然可以保住，但是卻以更多學生受害為代價。不準追問災難，導致更多災難，這幾乎是鐵律。就此而言，捂住所謂負面新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而輿論對災難的追問則恰好相反，越是無畏的追問，越能夠揭示災難的真正成因；越是徹底的討論，越能集中全社會的智慧，以盡可能完善機制，把災難減輕到最小程度，拯救無數的生命。
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負面”？這里的判斷標準只應該有一個，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標準。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負面的。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顯而易見，追問災難的所謂“負面新聞”，因為符合公共利益，恰恰是正面新聞；而對這種新聞過度嚴厲的管制，即王國慶所稱的“捂”，必然損害公共利益，恰恰是負面的，應該受到輿論譴責和制度性的制約。
這樣的邏輯，其實是一個淺顯的邏輯。地方官員大多有較高學歷，也有豐富閱歷，這樣淺顯的邏輯他們并非不懂。一般情況下，他們對待媒體的態度，都顯得比較開明，只是一旦涉及他們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就往往顯得異常強硬，堅決將媒體拒之門外。一旦他們的一畝三分地上發生災難，他們往往本能地把這看作自己個人的災難，首先想到的只是怎樣消弭自己個人的危機，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到了災難幫兇的位置上，跟災難同仇敵愾。災難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綁架權力，并因綁架了權力而更加勢不可擋。本來只是自然層面的災難，就這樣演變成了社會層面的災難、人心層面的災難。災難于是往復不已。
在地方官員普遍人格分裂的情況下，寄望于地方官員的個人覺悟是靠不太住的。惟一能夠依靠的就是制度。正是在這個角度，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和中共十七大反復強調的表達權，具有決定性意義。必須把表達權落實到具體的法律上，落實到具體的制度上，變成可操作的、真正屬于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權利，才能用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公民的自由表達，來遏制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來突破地方官員對于災難新聞的圍追堵截。輿論也才不會在面對生命悲劇時，無助地閉上眼睛。
遺憾的是，所有這些災難，哪怕是慘烈的莆田火災和秀山爆炸案，無一例外都只有簡短通稿，沒有深度報道，也沒有媒體評論；換句話說，它們都沒能進入公共輿論的視野。媒體的焦點不在這，那么在哪里呢？媒體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到了陜西華南虎的身上，被撲朔迷離的華南虎挑逗得興奮莫名。
那么多生命悲劇，卻不比子虛烏有的華南虎更有關注價值，這才是生命悲劇背后，更深層的悲劇。
但是，這種更深層的悲劇，并不是輿論的冷漠造成的。當年SARS事件和孫志剛事件中媒體不屈不撓的努力，早已印證了媒體對于生命價值的堅守。媒體有著這樣的堅守而竟然在生命的悲劇面前閉上眼睛，原因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不能不承認，對追問災難事故的所謂負面新聞實行嚴格管制，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慣例。幾個月前，國新辦副主任王國慶在做客中央電視臺時就披露，現在發生在一些地方的這種所謂的不好的事情，有90%都能“捂住”，只有10%給披露出來了。王國慶并快人快語地抨擊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比較天真”。
這種天真的做法，效果卻絕不天真。比如某校發生歹徒入室侵犯學生的不幸事件，校方通常的做法都是捂蓋子。而一旦捂成功了，那么其中的教訓也就難于汲取，類似事件就會繼續發生。責任人的烏紗帽固然可以保住，但是卻以更多學生受害為代價。不準追問災難，導致更多災難，這幾乎是鐵律。就此而言，捂住所謂負面新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而輿論對災難的追問則恰好相反，越是無畏的追問，越能夠揭示災難的真正成因；越是徹底的討論，越能集中全社會的智慧，以盡可能完善機制，把災難減輕到最小程度，拯救無數的生命。
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負面”？這里的判斷標準只應該有一個，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標準。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負面的。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顯而易見，追問災難的所謂“負面新聞”，因為符合公共利益，恰恰是正面新聞；而對這種新聞過度嚴厲的管制，即王國慶所稱的“捂”，必然損害公共利益，恰恰是負面的，應該受到輿論譴責和制度性的制約。
這樣的邏輯，其實是一個淺顯的邏輯。地方官員大多有較高學歷，也有豐富閱歷，這樣淺顯的邏輯他們并非不懂。一般情況下，他們對待媒體的態度，都顯得比較開明，只是一旦涉及他們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就往往顯得異常強硬，堅決將媒體拒之門外。一旦他們的一畝三分地上發生災難，他們往往本能地把這看作自己個人的災難，首先想到的只是怎樣消弭自己個人的危機，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到了災難幫兇的位置上，跟災難同仇敵愾。災難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綁架權力，并因綁架了權力而更加勢不可擋。本來只是自然層面的災難，就這樣演變成了社會層面的災難、人心層面的災難。災難于是往復不已。
在地方官員普遍人格分裂的情況下，寄望于地方官員的個人覺悟是靠不太住的。惟一能夠依靠的就是制度。正是在這個角度，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和中共十七大反復強調的表達權，具有決定性意義。必須把表達權落實到具體的法律上，落實到具體的制度上，變成可操作的、真正屬于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權利，才能用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公民的自由表達，來遏制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來突破地方官員對于災難新聞的圍追堵截。輿論也才不會在面對生命悲劇時，無助地閉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