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決還是注射，這是個問題
用相對文明的執行方式體現對非暴力犯罪的“網開一面”，體現對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區別對待，卻不僅可能，而且必要。
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濟南“７·９”爆炸案主犯段義和、陳志９月５日在山東濟南被執行死刑。
段義和捕前任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自２０００年以來，他與被害人柳海平長期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為了擺脫柳海平，段義和與陳志等人制造了濟南“７·９”爆炸案，將柳海平當場炸死，并致傷兩名行人。
段義和死了，但關于他怎么死的，是槍決而死還是注射而死，新華社通稿沒有提及。
有人分析：此案一審在淄博中級法院，那么按慣例該在淄博執行死刑，特意改在濟南執行，或許因為淄博不具備注射死刑的條件；而新華社通稿沒有具體說明執行死刑的方式，則可能考慮到官員注射死刑的比較多（最近的一個是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民間頗多微詞，認為注射死刑成了官員的一種“待遇”。如果段義和是被槍決的，如此體現“官民平等”的事實，注定不會被忽略，所以，“不說”已說明一切。
上述猜測雖有幾分道理，但畢竟只是猜測。從知情權角度看，一個制造爆炸案炸死情婦、危及公共安全的貪官，是被槍決的還是被注射的，不該成為秘密；而從死刑執行的角度看，新聞不說公眾就只能瞎猜測，則暴露了在“讓死刑犯如何去死”的問題上，缺乏明確的操作規程，公眾難有明確判斷。
同樣是死，槍決和注射給罪犯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懼，罪犯家屬的心理感受，都有很大不同。注射，更符合人道主義和司法文明化的要求。如果條件允許，該讓每名死刑犯都享受到這種“待遇”。然而，如果暫時還無法做到，只能一部分槍決，一部分注射，那么槍決誰，注射誰，就必須有個規矩——規矩的內容可以探討，但“誰官大誰注射”卻萬萬不行。
姑且提出一個原則：暴力犯罪槍決，非暴力犯罪注射。這樣做或許相對合理。
首先，雖然隨著社會進步，人們的觀念早已超越簡單的報應，但作為一種樸素的理念，報應情結仍深存于人們心底，是刑罰得以存在并將繼續存在的重要根據。適用刑罰的目的不僅僅是報應，但刑罰必須體現報應。當社會進步程度不足以讓每一名死刑犯都享受注射“待遇”，注定有一部分人要“以血還血”的時候，讓有“血債”的暴力犯罪罪犯去承受，比讓非暴力犯罪罪犯承受，更符合報應理念，也更公平。
其次，這是對暴力犯罪最強烈的否定評價，體現對生命健康權利的格外保護。包括死刑執行方式文明化在內的司法文明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質疑的聲音卻同樣給我們啟示，那就是：用最有威懾力的手段對付最野蠻的犯罪，法律才算“各盡所能”。殺人、搶劫、強奸等暴力犯罪，以其殘忍、血腥，給被害人及其親屬造成最直接的暴力侵害和心理傷害。對這部分罪犯，從嚴打擊不僅體現在量刑上，也應體現在死刑執行方式的選擇上。
這些年，不時有廢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呼聲。目前看，尚不現實。但用相對文明的執行方式體現對非暴力犯罪的“網開一面”，體現對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區別對待，卻不僅可能，而且必要。
具體設想是：“暴力犯罪槍決，非暴力犯罪注射”作為基本原則，一審、二審法院不得擅自變更，兩審判決書、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決定書，都應該明確死刑的執行方式。如果有特殊情節，需要變更死刑執行方式，可由一、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提出建議，由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時決定。
如此，指揮執行的法官在面對死刑犯“為什么他可以注射，我卻要槍決”的提問時，才不會無言以對，死刑犯將得到他們在這個世界上能得到的最后的公平。
段義和捕前任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自２０００年以來，他與被害人柳海平長期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為了擺脫柳海平，段義和與陳志等人制造了濟南“７·９”爆炸案，將柳海平當場炸死，并致傷兩名行人。
段義和死了，但關于他怎么死的，是槍決而死還是注射而死，新華社通稿沒有提及。
有人分析：此案一審在淄博中級法院，那么按慣例該在淄博執行死刑，特意改在濟南執行，或許因為淄博不具備注射死刑的條件；而新華社通稿沒有具體說明執行死刑的方式，則可能考慮到官員注射死刑的比較多（最近的一個是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民間頗多微詞，認為注射死刑成了官員的一種“待遇”。如果段義和是被槍決的，如此體現“官民平等”的事實，注定不會被忽略，所以，“不說”已說明一切。
上述猜測雖有幾分道理，但畢竟只是猜測。從知情權角度看，一個制造爆炸案炸死情婦、危及公共安全的貪官，是被槍決的還是被注射的，不該成為秘密；而從死刑執行的角度看，新聞不說公眾就只能瞎猜測，則暴露了在“讓死刑犯如何去死”的問題上，缺乏明確的操作規程，公眾難有明確判斷。
同樣是死，槍決和注射給罪犯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懼，罪犯家屬的心理感受，都有很大不同。注射，更符合人道主義和司法文明化的要求。如果條件允許，該讓每名死刑犯都享受到這種“待遇”。然而，如果暫時還無法做到，只能一部分槍決，一部分注射，那么槍決誰，注射誰，就必須有個規矩——規矩的內容可以探討，但“誰官大誰注射”卻萬萬不行。
姑且提出一個原則：暴力犯罪槍決，非暴力犯罪注射。這樣做或許相對合理。
首先，雖然隨著社會進步，人們的觀念早已超越簡單的報應，但作為一種樸素的理念，報應情結仍深存于人們心底，是刑罰得以存在并將繼續存在的重要根據。適用刑罰的目的不僅僅是報應，但刑罰必須體現報應。當社會進步程度不足以讓每一名死刑犯都享受注射“待遇”，注定有一部分人要“以血還血”的時候，讓有“血債”的暴力犯罪罪犯去承受，比讓非暴力犯罪罪犯承受，更符合報應理念，也更公平。
其次，這是對暴力犯罪最強烈的否定評價，體現對生命健康權利的格外保護。包括死刑執行方式文明化在內的司法文明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質疑的聲音卻同樣給我們啟示，那就是：用最有威懾力的手段對付最野蠻的犯罪，法律才算“各盡所能”。殺人、搶劫、強奸等暴力犯罪，以其殘忍、血腥，給被害人及其親屬造成最直接的暴力侵害和心理傷害。對這部分罪犯，從嚴打擊不僅體現在量刑上，也應體現在死刑執行方式的選擇上。
這些年，不時有廢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呼聲。目前看，尚不現實。但用相對文明的執行方式體現對非暴力犯罪的“網開一面”，體現對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區別對待，卻不僅可能，而且必要。
具體設想是：“暴力犯罪槍決，非暴力犯罪注射”作為基本原則，一審、二審法院不得擅自變更，兩審判決書、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決定書，都應該明確死刑的執行方式。如果有特殊情節，需要變更死刑執行方式，可由一、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提出建議，由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時決定。
如此，指揮執行的法官在面對死刑犯“為什么他可以注射，我卻要槍決”的提問時，才不會無言以對，死刑犯將得到他們在這個世界上能得到的最后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