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火執法，縱然“合法”也野蠻

    盡管近年來暴力拆遷屢見不鮮，早已將公眾的道德神經打磨得有些麻木不仁，但8月31日發生在深圳寶安區一處外來人口聚居地的“拆違”新聞，還是讓人震驚于暴力執法的野蠻——二百多名執法隊員將七八十名違建住戶帶到一邊，然后放火將他們居住的茅棚，即政府定義的“違章建筑”燒掉。古代戰爭才會出現的“火燒連營”場面，居然在現代城市治理領域重演。這一把火，燒掉的不僅是那些底層人民微薄的家產，還有政府執法所應有的文明含量與道義基礎，也就難怪要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彈。
    面對公眾質疑，執法者稱此舉是為了清理水源保護區內的非法養豬戶、拆除違章建筑，他們所做的每一步都符合程序規范。事后，深圳市城管局監察支隊也已派出工作組調查。以“執法”的名義縱火，焚燒外來人口居住的茅棚，究竟合乎什么樣的“法規”、什么樣的“程序”，對調查結果不妨拭目以待。由于國家的行政強制法遲遲未能出臺，目前這類強制執法行為所依據的，只能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規甚至會議文件，行政部門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其公正性天然不足，功利性難以避免，很多時候，這些地方性法規本身的合法性也是可疑的。但即便如此，具體到此次縱火事件，政府也只是要求“‘不問時段、不問原因、不惜一切代價’對一級水源保護區內的所有違法建筑實施強力清拆”（ 7月13日《深圳特區報》），并沒有規定執法人員可以“不擇手段”地行事。
    退一萬步講，即使“火燒連營”的每一步都合乎“程序規范”，這樣的“規范”與“程序”也令人難以想象。因為人民之所以需要就行政強制行為立法，之所以需要給行政權力的啟動設置嚴格的程序，無非是為了限制公權力之濫用，而不是以法律的名義賦予執法者更強硬、更粗暴的權力。相對于手無寸鐵的民眾，政府身懷利器，合法性與程序性的設計，當然旨在讓權力者動用“利器”時更加謙卑、克制和容忍，而不是更加有恃無恐。但是，在“火燒連營”式的清拆違建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恰恰是執法者的粗暴、驕恃與濫權，將底層人民的容身之所，一把火燒光，毫無商量的余地，事后還振振有詞，仿佛法律就是為他們的縱火行為保駕護航的，仿佛這就是“執法如山”。這種對“法治”的傳統法家式理解，與現代憲政國家的法治涵義，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只怕起韓非子于地下，他老人家也要感嘆“吾道不孤”。
    以現代政治文明的眼光看，將底層人民的立錐之所（盡管它被認定為“違法建筑”）一燒了之的暴力“執法”，不是合不合法規、合不合程序的問題，而是關乎野蠻與文明之分野的問題。一位外國政治家說過這樣一段精妙絕倫的話：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最大的成就不在科學技術，也不在文化藝術，而是終于把統治者關進了籠子里，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跟你們說話的。是否實現對公權力的馴服，可以視之為驗證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塊試金石。在前現代社會，政府將公民私財“抄家籍沒”是合法的，但這也是野蠻的。那些縱火的執法者，可以為他們的暴力與濫權披上“合法”外衣，卻無法掩飾他們已經退回到野蠻“執法”思路。
    其實，任何一個高速發展的城市都面臨著市容與城建新舊雜陳的問題，對那些破敗或違規違法的城市建筑進行清拆，顯然也是政府職責所在。但以何種方式拆之，體現的文明含量大不一樣。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特區，最近也在清拆皇后碼頭，由于清拆計劃受到個別市民抗議，所以也需要強制執行。香港政府的做法是，派出大批女警和談判專家，說服在碼頭靜坐的抗議人士離場。整個清場過程中，沒看到攻擊性武器，反而看到救護車、擔架和氣墊。何謂政治文明？這就是政治文明；何謂法治社會？這就是法治社會。也只有在實現將公權力馴服的文明進化之后，身懷利器的執法者才會表現出這樣的自我克制。
    如今，“深港一體化”的構想已漸成兩地共識。但“一體化”不應僅僅體現在經貿往來上，而更應體現在政治文明經驗交流上，彼處清拆皇后碼頭的執法文明，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