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之死應讓制度受惠

　　新華網上周末發布一條消息說，中共十六大以來清除了１６名省部級貪官。這些貪官的名字經媒體反復報道，公眾大多耳熟能詳，并列在一起仍然能讓人感到震撼，如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等等。其中王懷忠、鄭筱萸被判處死刑。當然，沒有人會忘掉正在查處中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
　　這則消息是作為近年來的反腐成績報道的，以表明中共反腐的決心。然而，反腐成績和反腐決心又是一個雙面鏡，它同時也反映了腐敗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人們忍不住會問：這些貪官們被關被殺以后怎樣呢？怎樣才能防范更多的官員前腐后繼？
　　報道中引用了兩則國外媒體的評論：英國《經濟學家》說，查處陳良宇案件，“表明中國政府懲治腐敗是認真嚴肅的”；日本《每日新聞》稱，胡錦濤主席將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干部腐敗問題視作“事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來嚴肅對待。
　　我們當然不能滿足于這樣的評價。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反腐都是認真嚴肅的，但相當多的國家反腐不成功，說明只有典型和個案還遠遠不夠。反腐的確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但更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平、伸張社會正義，即使沒有威脅到黨的生存，也不應該容忍腐敗的存在。因此，比這兩點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的日常運行中，是否建立了反腐的有效機制，這些貪官的落馬是否促進了這個機制的完善。
　　人們常見的貪官懺悔書或者他們面對媒體的反思都是“辜負了黨的多年教育、對不起人民的重托、放松了思想學習”等八股文章，最真誠的也不過是想念親人、追悔莫及。１９８６年，新加坡原社會發展部長鄭章遠被揭發受賄４０萬新元，畏罪自殺，他在留給李光耀的信中稱，自己是“用自殺來表示對新加坡法律的尊重”。并非我們的貪官總是多情重義，別人總是理性刻板，而是不同的制度塑造了不同的思維。
　　我們總是寄希望于貪官落馬的兩個警示作用，即震懾和勸諭。這二者都作用于人的心理，固然會有功效，但是要依賴于當事人的主觀意志，如果他的道德感弱、承受力強，也就是膽子大一點、臉皮厚一點，這兩個作用都會明顯減弱乃至完全失效。綜觀世界各國的經驗，反腐的根本不在情動于衷，最能起作用的，是比人心更客觀外在的法律制度。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比較完善的反腐敗法，而這些法律制度都是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不斷推進形成的。
　　近年來，中國也正在將反腐政策逐漸推上法治化軌道，出臺了一系列的反腐法規，并且已經于２００５年加入了《聯合國反腐公約》。然而，在每一次貪官落馬之后，人們幾乎只記得他們的懺悔。為了教育官員，紀檢部門還常常讓貪官們一個個“深刻檢討”，反省自己的道德不端，覺悟不正，然后制作成紀錄片放給某些級別以上的官員學習。至于法治建設方面，這１６名高官落馬之后，連最基本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都沒有推動。
　　有學者在比較中國和美國礦難的不同時，列舉了美國煤礦安全法規的建立過程：每發生一次惡性礦難，都會推動安全法規的進步，迄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安全生產法律保障體系。媒體在報道時說，這是讓礦工不能白死。從這種意義上說，貪官也不能白死。沒有人生來就是貪官，他們本身也是尚不完善的監督制度的犧牲品。因此，他們落馬之后，首先受惠的應該是制度建設。
　　不知道這１６名省部級貪官被查處，是否能推動一些迄今還未能明確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并不復雜，且已在世界各國反復實踐，它們是公開與透明、監督與制衡、公眾廣泛參與及媒體獨立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