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辭職的通道為何走不通？
無人因負疚而辭職，哪怕面對民眾極度的哀傷、痛苦、憤怒乃至絕望，官員們穩如泰山。
濟南突然成了一座國內外傳媒頻頻關注的城市。7月9日，一輛小汽車在行駛中突然爆炸，造成一人死亡；7月18日，濟南大雨，造成２６人死亡，銀座購物廣場損失尤為慘重；7月19日，濟南再傳爆炸聲，圖騰炭燒吧遭縱火爆炸，造成１人死亡。
有多少壞消息，相應地就要涌現多少好消息。于是我們聽說英雄城在暴雨中屹立、聽說人民警察英勇拘捕網上發布消息的普通市民，惟獨沒有看到哪位官員對災難的不斷發生表示道歉，當然更無人辭職。
這樣的事情，其實已是慣常。曾幾何時，官員引咎辭職被作為一種問責處理方式而進入官員管理程序，人們普遍抱以期待，認為這將激發官員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恥感，并以個人方式承擔責任。但直到今天，何嘗見到任何一個官員主動引咎辭職？
無人因負疚而辭職，哪怕面對民眾極度的哀傷、痛苦、憤怒乃至絕望，官員們穩如泰山。他們是否有不安，是否有自省，是否有官位不保之外的忐忑，無人知道。人們看到的永遠是，一旦站到民眾面前，官員就一派振振然尊嚴難犯。這種情形，背離了人們對“人民干部”的期待，也背離現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官員準則，更背離自古及今的政治道德。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官員為自己沒能讓民眾獲得基本的生存和安定而羞愧，是一種起碼的政治良知?，F代民主國家的官員因為言行不當而自請辭職，無論出自真誠還是一種作秀，至少體現了對民意的順從或者呼應。而我們的“人民干部”幾乎不會公開展現自己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恥感，一待出現惡劣事態，全然靜候上級發落，置民意于無物，置個人內心的感受于無地，似乎既沒有體驗到民眾的壓力，也沒有聽到過良心的聲音，聽到的只有上級的命令，無形一副冷漠、冷酷、麻木、茍且的面孔。
事實上，官員的權力得失決乎于上，使得官員不僅難以以個人方式面對民眾，而且必然使之只能聽到和遵從來自上級的聲音?？v然有“引咎辭職”這個法定選項，也被嵌入指令性程序，主動辭職因此變味為“遵命辭職”。于是，官員基本失去了“自行出列”的可能。在隊列中，實質上只有“處罰”和升遷，而沒有悄然離開的空間，悄然離開意味著自行其是，自行其是則是目無紀律，往往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而我們的官員往往是職業官僚，除了做官，少有別的去處可尋。他們的全部生存資源都依托于官場，一旦“自行出列”，就不免“萬事皆休”。如斯結局，當然令他們望而生畏。
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使官員個人的政治道德變得不再重要，而且形成了一種虛假的意志。即便有著怎樣的渴望，場面上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想做官，做官似乎都是組織安排的結果，人們因此很難得知官員個人的真實心態，場面話和場面行為曲曲折折，真假莫辨，直言和直行是違反官場潛規則的，是要遭到懲罰的。在一個又一個事件發生后，是否有官員提出過辭職，以及是否有官員產生過內心的不安，也就無從判斷了。這就是說，官員不僅難走自行退出的程序，甚至沒有向公眾表達退出意愿的可能。
為了維護基本的政治恥感，為了展現基本的政治良知，應該建立一個非處罰性的通道，使官員能夠在不被視為“離心離德”的前提下自動去職，這既是對官員可能產生內疚感這種人性的體諒，也是對政治生活真實性的一種恢復，更是為尊重民意打開一個通道，而不至于讓民意程序性地墮入塵埃。
有多少壞消息，相應地就要涌現多少好消息。于是我們聽說英雄城在暴雨中屹立、聽說人民警察英勇拘捕網上發布消息的普通市民，惟獨沒有看到哪位官員對災難的不斷發生表示道歉，當然更無人辭職。
這樣的事情，其實已是慣常。曾幾何時，官員引咎辭職被作為一種問責處理方式而進入官員管理程序，人們普遍抱以期待，認為這將激發官員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恥感，并以個人方式承擔責任。但直到今天，何嘗見到任何一個官員主動引咎辭職？
無人因負疚而辭職，哪怕面對民眾極度的哀傷、痛苦、憤怒乃至絕望，官員們穩如泰山。他們是否有不安，是否有自省，是否有官位不保之外的忐忑，無人知道。人們看到的永遠是，一旦站到民眾面前，官員就一派振振然尊嚴難犯。這種情形，背離了人們對“人民干部”的期待，也背離現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官員準則，更背離自古及今的政治道德。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官員為自己沒能讓民眾獲得基本的生存和安定而羞愧，是一種起碼的政治良知?，F代民主國家的官員因為言行不當而自請辭職，無論出自真誠還是一種作秀，至少體現了對民意的順從或者呼應。而我們的“人民干部”幾乎不會公開展現自己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恥感，一待出現惡劣事態，全然靜候上級發落，置民意于無物，置個人內心的感受于無地，似乎既沒有體驗到民眾的壓力，也沒有聽到過良心的聲音，聽到的只有上級的命令，無形一副冷漠、冷酷、麻木、茍且的面孔。
事實上，官員的權力得失決乎于上，使得官員不僅難以以個人方式面對民眾，而且必然使之只能聽到和遵從來自上級的聲音?？v然有“引咎辭職”這個法定選項，也被嵌入指令性程序，主動辭職因此變味為“遵命辭職”。于是，官員基本失去了“自行出列”的可能。在隊列中，實質上只有“處罰”和升遷，而沒有悄然離開的空間，悄然離開意味著自行其是，自行其是則是目無紀律，往往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而我們的官員往往是職業官僚，除了做官，少有別的去處可尋。他們的全部生存資源都依托于官場，一旦“自行出列”，就不免“萬事皆休”。如斯結局，當然令他們望而生畏。
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使官員個人的政治道德變得不再重要，而且形成了一種虛假的意志。即便有著怎樣的渴望，場面上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想做官，做官似乎都是組織安排的結果，人們因此很難得知官員個人的真實心態，場面話和場面行為曲曲折折，真假莫辨，直言和直行是違反官場潛規則的，是要遭到懲罰的。在一個又一個事件發生后，是否有官員提出過辭職，以及是否有官員產生過內心的不安，也就無從判斷了。這就是說，官員不僅難走自行退出的程序，甚至沒有向公眾表達退出意愿的可能。
為了維護基本的政治恥感，為了展現基本的政治良知，應該建立一個非處罰性的通道，使官員能夠在不被視為“離心離德”的前提下自動去職，這既是對官員可能產生內疚感這種人性的體諒，也是對政治生活真實性的一種恢復，更是為尊重民意打開一個通道，而不至于讓民意程序性地墮入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