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長談 懷一代報人余紀忠

一

面前的余先生穿深藍色西裝，白襯衫和深紅細金條紋領帶，一如他每日在中國時報七樓辦公室的穿著，嚴肅莊重，典型的領導者風格。

他的臉色紅潤，精神奕奕，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已經過了米壽的人。記得幾個月前他過生日，同仁聯名送給他的卡片，還請我幫忙想賀詞。有人說他的面容長型，是“龍相”，有威嚴?，F在，在白天戶外的光線底下，在秋天的荷花池邊，透過自然光看著他的臉，兩頰的法令紋和眼睛的魚尾紋格外鮮明，反而有一種歲月真實的感覺。我想起來了，他和我同樣屬狗，但比我大了48歲，1910年生的。

兩天前，他的秘書打電話來，告知星期日早上余先生約見。我隨口問什么事。她只說，董事長要單獨找我談談。作為中國時報的大家長，余先生約談從來沒有拒絕的余地，不管是假日年休，或者是遠在美國的駐外記者，一樣立刻坐飛機趕回來。

我們坐在歷史博物館二樓展場外的長廊，隔著荷花池，面對依然綠意盎然的植物園。

“這里很安靜，空氣也很好，可以慢慢談。”余先生望了望前面的荷花池，有一種準備長談的興味。

二

一早起來運動的時候，我在河濱公園的步道上慢跑，一邊揣測他找我談什么事。

這是1997年深秋。年初，媒體開始傳聞鄧小平病危消息之際，余先生命令主筆群撰寫好鄧小平過世的社論，以備萬一。由于我有長期在大陸采訪的經驗，寫過一本《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的書，被指定寫作初稿。余先生似乎認為文章寫得不錯，并無太多改動，就通過了?；蛟S還因為我擔任中時晚報主筆工作已有一段時間，他將我從晚報總主筆的職務調到日報擔任執行副總主筆。由于日報的總主筆兼了幾個職務，這執行副總主筆會是社論工作的實際執行者，因此格外重要?；蛟S他因此找我談話吧。

從1980年在大學時代，以一首長詩得到時報文學獎開始，我就和時報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有一部搖滾音樂電影《礦工的女兒》很紅，他們派了一個采訪任務：據說礦工生活艱難，有人將女兒賣到瑞芳的紅燈區去陪酒賣淫。我與礦工直接下到坑道底，和礦工一起流汗，了解到沉埋地底深層的幽暗之中的恐懼與奮斗。然而礦工的女兒確實并無被賣出的情事，于是我寫了一篇報告文學《礦坑里的黑靈魂》，但文章實在太長了，時報周刊無法刊載，我只好去投稿給另一家雜志《大地生活》，立即刊登了，并邀請我去幫忙編輯工作。

在一次聚會中，我認識了李明儒，他是美洲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邀我去《美洲中國時報》。因為我在《大地生活》工作過，有人把我的資料給余先生。李明儒告訴余先生，我只是為了找工作去了《大地生活》，編輯的事他會教我的。余先生對李明儒說：“那你要負責把他教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