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國企產權改革路 國企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30年來，國企產權改革從無人敢提到激進實施再到陷于停滯，始終在收與放、進與退的兩難之間苦苦摸索。

中國國企改革啟動至今已30年，其中產權改革的進與退是其中的一條主線。

30年間，第一個10年里政府嘗試了除產權改革（或稱所有權改革）以外的各種探索，如兩權分離、承包制等；第二個10年，是被動實施激進產權改革的國退民進的十年；第三個10年，產權改革限于停滯，國企效益轉好，逐漸做大。

梳理產權改革的歷史，有助于看清楚國企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從要有好廠長到要有好制度

1984年，中國開始國有企業改革的探索。

此前，國營企業是附屬于政府的一個個生產機構，企業內部花2萬元翻修廁所都要請示上級主管單位。1984年3月，福建省召開一次“廠長經理研究會”，與會的55位廠長、經理聯名給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上了一封呼吁書，要求為企業家“松綁”。隨后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轉載這封呼吁書。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思路是“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全會提出探索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多種經營方式，包括承包制、租賃制、破產制度、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

這年，國企改革啟動“利改稅”，即把企業原來的利潤上繳改成稅收。但當時征收的企業所得稅、調節稅等稅率過高，僅給企業留利9.8%，用作設備更新、大修基金、福利基金和工資獎勵基金。這實際上是竭澤而漁，結果造成財政連續22個月大滑坡，企業利潤連續20個月下降。

這種背景下，1986年初，一些地方的國企經營不下去，就模仿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起了承包。

承包制在短期內調動了積極性，短短半年就扭轉了財政收入下降的趨勢，但也逐漸暴露出弊端，比如承包基數需要一對一談判，造成企業之間苦樂不均，“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另一方面，承包制賦予了企業廠長經理過大的權力，出現一些問題。

據當時在國家體改委的賈小梁回憶，當時有一種觀念，一家企業能否搞好，關鍵看有沒有一個好的廠長。因此很多企業建立了廠長負責制，“一個人說了算”。但后來暴露出很多問題，如中國長江動力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于志安卷款出逃菲律賓。于是理論界又反思，人靠不住，搞好一個企業得靠制度，要把裁判員和運動員分開。

承包制未見明顯成效后，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改革中出現的股份制形式，是社會主義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可繼續試行。由于不是所有制形式，所以股份制不涉及“姓社姓資”的問題。

最早提出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的，是1985年出版的《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一書。經濟學家董輔礽1987年則在《所有制改革與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一文中提出，“兩權分離”無法真正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應該用股份制取代國有制。而北大教授厲以寧則因大力倡導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而被稱為“厲股份”。

1984年11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業飛樂音響公司成立，隨后公開發行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張規范化股票。

十三大對股份制加以肯定后，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廣東等地推行了國企的股份制改造。但1989年之后，股份制改革受到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