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自治試驗沉浮

落選的劉強發表感言，“雖然落選，但還是要祝賀當選的黎國”，隨后他主動走向黎，兩人握手擁抱。遠處一條橫幅上寫著：“今天沒有失利者，文華人都是贏家。”

整個2014年都令人疲憊，“后來已經發展到不喜歡一個人，就會反對他的提案，拉一大堆人，就是不給他過”。

“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后，你覺得有競選好，還是沒有競選好？”聽到這個問題受訪居民代表都毅然選擇了前者。

“應該申請多少，就讓居委會領導定吧。”

“你們才是領導。”

“首先要感謝羅湖區社工委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感謝領導的部分請略過。”

這段不尋常的對話，出現在深圳市羅湖區黃貝街道文華社區的居民代表大會上。2013年4月，一場城市居民自治試驗在文華社區鋪開——既有能力培養，也有公共資源分配。主政者希望用兩三年的時間，教會居民理性議事，逐步提升他們的自治能力。

在這場如何“花好錢”的練習中，居民代表們與議事規則曾有過一段“蜜月期”：盡量不跑題、不誅心、不人身攻擊、不打斷話頭，共同管理每一筆預算，舉辦公共活動。象征議事規則的法槌、代表權利的投票牌，都是神圣之物。

然而，隨著試點的深入，這場城市社區的自治試驗在行政慣性中浮沉，人性和文化習性亦被揭開一條裂口。

從對事不對人的討論，到吵架、內斗和分裂，這一自治試驗運行兩年多來，與啟動時的初衷已漸行漸遠——會越開越少，決議越來越難通過，作為自治重要載體的“幸福資金”也乏人問津。2015年7月以來，文華自治形態由“我的社區我做主”換成了“基層協商民主”，這場社區試驗重新回到了起點。

“原來開會真能解決問題”

“原來開會真能解決問題。”2012年12月的一場政府、企業、居民三方廣場議事會，讓文華社區居民成艷第一次體會到“開會”的益處。

過去十多年里，她和鄰居們被一墻之隔的東益汽車廣場“坑”得很慘——油性漆很臭，夜里修車吵得睡不著，投訴也沒有用。憤怒之下，鄰居們曾朝墻那頭的廠區扔過垃圾，還有人想用棉被去堵車廠的管道，甚至想澆汽油示威。

開會那天，成艷作為議事代表，特意穿了黑紗衣，“為了表達冷靜”。但讓她真正冷靜下來的不是衣服，而是一個叫“羅伯特議事規則”的新東西：居民和企業代表輪流起立發言，計時2分鐘，不能超時；代表不能打斷發言者，反對意見要等一方發言完才能提出。

議題很集中：怎樣有效執行對汽車企業的監督？經過3小時對話，大家舉手表決選出了東益汽車監督委員會，訂立一套契約，其中最給力的一條是：居民代表如發現企業排污不達標或超過規定時間仍在開工，將有權告知管理處對其給予停電處罰。這條規矩一直執行到現在，企業不得不改用氣味更小的水性漆，到時間就收工。

事實上，那場會議是羅湖區社工委的一次議事實驗。沒有拍桌子吵架、沒有跑題，還促成了難題的解決，這讓時任羅湖區社工委專職副主任呂毅感受到，“任何社區問題都可以從理性對話開始”。

文華社區的議事氛圍早有鋪墊。2012年，文華社區就被作為羅湖區委書記倪澤望的掛點社區，推動一人一票直選樓棟居民代表。成艷正是當時選出的代表，與她同樣經歷選舉成為居民代表的人有110多位。“大家都相信‘我的社區我做主’。”成艷回憶。

2013年初，在區委書記倪澤望的支持推動下，文華社區正式成為羅湖區居民自治的“試驗田”。具體推進者是區社工委。他們先是聘請議事專家袁天鵬成為議事課堂的“教練”；又撥款成立“幸福資金”，交給居民自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