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為“法國病”開出的藥方

托克維爾深知，法國雖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卻埋藏在歷史深處。

“上醫”托克維爾

終其一生，托克維爾一直承受著雙重病痛的折磨。相較于個人身體的痼疾和苦痛（胃病和神經官能癥），彌漫于整個民主化時代、在法國盤桓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政治和精神頑疾，更讓托克維爾憂思難忘，讓他在黑暗中感到陰郁、在恐懼中感到戰栗，在倦怠、麻木和冷漠中體味到操心、苦惱和焦慮，也讓他在卑劣瑣屑的沉淪和單調乏味的平庸中升騰出“強烈的恨、熾烈的愛、遠大的希望和堅強的信念”。

正如我們在細讀托克維爾的文稿時所不斷印證的，托克維爾一直念茲在茲的是作為“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法國所罹患的各種病患：“我覺得在法國大革命的病變中有某種特別之處……這是某種新事物、未知的病毒”，“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們都認為，法國社會受到暴力病癥的侵害……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是一種慢性病……我們注定要長期搖擺于專制主義和自由之間”，“您會發現，法國相當平靜而繁榮，但實際上不安定。法國人的思想一直經歷著一種奇特的病態”，“使我們陷入如此深重的病癥的原因，更多的是錯誤的政治經濟學觀念……我不認為您跟我談起的濟貧法是治療這一病癥的恰當藥方，至少目前不是”，“以前我們覺得可以改變自己，現在我們認為無力進行改革；以前我們有種極端的驕傲，現在則墮入同樣極端的卑微中；以前我們認為無所不能，今天我們覺得一無所能，我們更愿意相信，斗爭和努力從此成為徒勞，我們的鮮血、肌肉和神經將永遠比我們的意志和品德強大。這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病癥；這病癥與我們祖先的病癥恰成對比”，“威脅我們這樣的民族的最嚴重的疾病是民情的逐漸萎靡、心靈的墮落和趣味的粗俗；那是未來的危險所在”，“我認為我的病不會痊愈，就像法國的病不會完全好一樣”，“也許有一天，命運的偶然會讓我們碰上一張寫有治療我們所有弊病的藥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曉這一藥方的人”。

或出于命運的偶然，也或出于隱秘的天意，尋找救治“法國病”藥方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托克維爾的肩上，而托克維爾也名副其實地成為“治國”之“上醫”（中醫有“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的說法）。托克維爾當然知道，這是一副政治重擔，因為法國所感染的是一種世所未見的新型病毒，所罹患的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未知之癥。對此，那些熟讀醫書、循規蹈矩的傳統的國醫圣手們只能束手無策、望病興嘆，就像托克維爾所尖銳地批評的那樣，“他們好像那些淵博的醫生，對古來的疾病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