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掌舵者：妥協與堅持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在急劇變化的全球金融市場上，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萬眾矚目焦點。

2015年8月25日黃昏，擠在地鐵里的下班族們帶著倦容刷著滿屏綠色，這一天，股市暴跌，重回“2000點”時代。六點二十分左右，一條新聞推送閃現在手機上：“央行宣布明起降息降準”，進一步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在數月來的股市下跌當中，被股民稱為“央媽”的中國人民銀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年來前后四次“雙降”，分別在4月、5月、6月和8月，每次都激起一輪公眾討論。

實際上，央行角色的凸顯是近十年來逐漸完成的過程。而這期間它的掌舵者是周小川——新中國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至今履職十三年。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這讓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全球焦點。

放錢，收錢，誰說了算？

除了部委之間的博弈，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一個復雜的決策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棟建筑，形似一只側放的金元寶。在它的附近，有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有各大銀行、券商機構總部，也有財政部、發改委等國家部委。

與地理位置的關系相似，央行在行政結構上也深處這些機構當中，找尋自己的角色。央行作為金融領域政策牽頭人的定位，也大致僅形成于三年前。

2013年，延宕十年之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重新啟動。8月20日，國務院批復中國人民銀行提交的《關于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為成員單位，必要時可邀請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

“由央行牽頭，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金融監管層之間的協調機制最早始于2000年。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后，央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中的央行一方換成了銀監會，央行自此退出監管協調機制。“以前講監管協調，好像是三會之間的事，跟央行關系不大。”上述央行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三個同屬正部級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并不容易。2003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并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不過，第二次例會召開已是次年3月。

2004年，“德隆事件”暴露的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缺位，以及“銀證保”交叉性金融產品的大量涌現，使得此后統一金融監管的呼聲日漸高漲。2008年金融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再度重啟，卻再度無疾而終。

五年之后，伴隨金融協調機制的第三次重啟，在一行三會中“地位最高、資歷最老”的央行行長周小川被賦予了召集人的角色。在央行內部人士眼中，更深層的意味在于，央行至此確立了金融監管的主導權。

“如何實現監管協調，央行怎么牽頭，很多事情要做，部門之間的博弈有很多。”上述央行官員說。

除此之外，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上下級的決策命令。

跟美聯儲等其他國家央行不同，中國央行是隸屬于國務院的部級單位。這意味著央行并沒有貨幣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并非決策機構，而是“決策咨詢機構”。委員會的意見只作為建議，上呈國務院。

周小川也是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貨幣政策委員會由他以外14人組成，現任成員包括兩位央行副行長、一位央行行長助理、三位行業專家，以及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統計局局長、銀行業協會會長、“三會”（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主席各一人。

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這些重大決策，并非由央行一家拿意見，而是由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征求各部委意見。“具體的決策過程此一時彼一時，跟個人性格、魅力都有關系。”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說。

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季度例會前，都會召開專家咨詢會。其他學者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也會被搜集過來作為資料。“決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多次參加專家咨詢會的滕泰說。

2010年上半年，央行曾三度調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回憶，這三次動作都曾遭遇很大壓力。5月之后，更是“被壓住什么也干不了”。

其間，報送至周小川的央行報告，對通脹已持“非常鷹派”的觀點。上述人士回憶，&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