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德國與日本在戰后悔罪上差異這么大？

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種人類學上的解釋，認為德國與日本戰后的表現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布魯瑪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德國人和日本人在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種劣根性”的文化差異本質論觀點是錯誤的。在布魯瑪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

伊恩·布魯瑪（IanBuruma）的《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是一部政治性的游歷思考記錄，就像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和《新大陸游記》或奈保爾的一些游歷作品，可以稱之為“政治游記”。梁啟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歐美進行考察，是帶著中國問題去尋找對強國智民有用的經驗，從一開始目標就是很明確的。然而，布魯瑪卻不是這樣，無論是在日本或周邊國家學習、工作，還是在德國游歷，他起初并沒有“研究戰爭”的想法，這個念頭是后來才有的?！蹲锬醯膱髴繁闶撬难芯拷Y果。然而，這并不是一本關于二戰本身的書，它關注的是戰后德國和日本在“應對”各自戰時罪孽的不同方式：一個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責任；另一個則是以抵賴和健忘來躲避，但歷史失憶同樣時刻伴隨著罪孽的重負，不拿起只會變得越加沉重。

1 戰爭與國家罪孽

布魯瑪1951年出生在荷蘭。對孩提時的布魯瑪來說，頭號敵人是德國人。這種意識是他那個國家的成年人傳遞給他的。荷蘭與德國有著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許正因為如此，戰后的荷蘭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與德國人劃清界限。一直到40歲出頭，布魯瑪才開始思考德國人如何記憶二戰的問題。這時候，他作為學生和編輯已經在日本和周邊國家待了許多年。所見所聞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記憶戰爭的，他們對戰爭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過去后，又如何審視自我。”

布魯瑪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言談中經常“摻雜著大量德國人名：斯賓格勒、赫爾德、費希特，甚至還有瓦格納。日本的浪漫主義者越是強調日本性的精髓，他們的口吻就越像德國的形而上學者”。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戰前德國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魯士威權主義、浪漫民族主義和偽科學種族主義——在日本留存了下來，在德國卻十分不受歡迎”。為什么會這樣？帶著這個問題，他決定拓寬原先的認識，寫一本關于日本和德國戰爭記憶的書。

這是一部由個人游歷觀察、對話、訪談，以及對文學、電影、大眾文化作品和知識分子爭論等相關話題的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記”。書可以一段段分開來閱讀，隨處都有亮點。但是，那些似乎獨自成章的部分之間有著多重議題聯系，貫穿著對戰爭記憶、國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問題的思考。這不是一部專門的學術著作，卻以其翔實的材料和敏銳的思考，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同尋常的反響。

布魯瑪通過他的政治游記要表明的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不是其種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質特征，而是政治結構。對德國和日本戰后悔罪起到關鍵影響的，是兩國戰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過程。布魯瑪認為，德國人從納粹統治轉變到民主政治，之所以發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變，表現出新的國民風貌，是政治制度發生實質變化的結果，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不同的德國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沒有發生這樣的實質變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國那樣悔罪的根本原因時指出，“沒有對政治責任——準確地說，是對戰爭與和平的責任——的承擔，日本就不可能產生一種面對過去的成熟態度。必須先有政治變革，接著才會有心態變化。修憲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換政府起碼同樣重要。因為只有一個新政府才能與戰后秩序一刀兩斷，而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戰時政權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續和無法一刀兩斷的具體代表。

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種人類學上的解釋，認為德國與日本戰后的表現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對此布魯瑪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是危險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種劣根性”這種文化差異本質論觀點是錯誤的。

在布魯瑪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訴那些抱怨民族弱點或以民族文化特色為借口的人，文化決定論和命定論都不應是歷史發生的解釋。無論一個國家曾經在罪孽和災難中陷得多深，出路還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價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國，在悔罪成為共識的今天，仍然會有新納粹分子從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顛覆。布魯瑪警告：

當領袖掌握的權力不受限制，追隨者又獲準可以欺凌弱者時，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為危險分子。脫韁的權力會勾起個體和暴力團伙心中的野蠻。盡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奧斯維辛和南京大屠殺永遠都是其例證?？墒?，在聯邦德國，或者說在日本，今天的形勢并不是這樣。人性并未改變，政治格局卻已今非昔比。這兩個國家的人可以用選票把卑鄙無賴趕下臺。那些選擇無視這點而去尋找民族性“該隱記號”（編者注：該隱系亞當與夏娃之長子，殺其弟亞伯，受到上帝的詛咒，上帝給了他一個記號，以免他被人殺掉）的人，并未從過去當中吸取教訓。

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比較戰后德國與日本在悔罪問題上的巨大差異：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確認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與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極權的不同。這四個方面都與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覺得無罪可悔有關，也都歸結為布魯瑪的基本論點：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點，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國家對過去罪孽的記憶與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