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農民償債：權利，還是權利紀念杜潤生先生

1980年代末，杜老鮮明提出中國的改革要過“市場關”和“民主關”。后來杜老又加上要過“自由關”，認為“要給農民自由權，沒有自由不行”。

分散的原子化的農民，面對組織強大的權力和實力雄厚的資本時，既難以抵制權力的一些不當使用對其利益的侵害，也不能阻止資本對其利益的掠奪，容易成為自身利益受到雙重損害的弱勢階層。

享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盛譽的杜潤生老先生以102歲的高齡去世，引起了社會各界自發而真誠的哀悼和紀念。杜老官階并不高，卻贏得了社會廣泛的尊敬。畢生潤澤蒼生，公道自在人心。

杜潤生的主張：“過三關”

對于從事農村問題研究的人來說，杜老最大的貢獻就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深邃思想為農民爭權利。“我們欠農民太多”，這是杜潤生給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這本書寫的序言的標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權利問題。1950年代以來，我國照搬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在農村建立了以土地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在城鄉之間建立了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兩個傳統體制，對億萬農民的權利構成了長期的制約和剝奪。農民生活在重重制度繩索的束縛之下不得自由。

我在涉足“三農”問題研究之初，就發表過一篇《給農民自由》的文章，提出“只要給農民自由，農民就會創造出驚人的歷史奇跡”。幾年以后，我讀到新出版的杜老自述著作時，立即被杜老書中的獨到觀點和深刻見解所吸引和折服。杜老在書中說：“農民不怕累，就怕捆。中國農民有了一點自由，是能夠做出許多創造的。”在國人普遍對自由還存在許多偏見和誤識的情況下，杜老深刻認識到自由的價值并將農民與自由聯系起來思考，讓我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