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回風 ——追記我的老師

從1978年之后的許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提著個錄音機，給大大小小的會議做記錄。重要的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和中國戲曲學術會議，我都是和簡老師一起干活兒，白天聽會，晚上寫簡報，有時還同宿一室。

【一】

高中畢業了。

就讀于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我，自以為能考上北大歷史系，誰知成績行，政審不行。父親是大右派，本人表現又差，屬于“等外品”。我被轉來轉去，最后轉到了中國戲曲研究院改稱的中國戲曲學院戲曲文學系（注：這個戲曲學院后來撤銷，恢復中國戲曲研究院）。都知道有個梅蘭芳，可沒人知道有這么個學院。于是乎，學起了戲曲，白天哼哼“一輪明月照窗前”，晚上泡在“長安”“吉祥”“廣和樓”。我怎么看自己，都覺得不像大學生。因為出身和表現都不咋樣，在班上很孤立，索性搬回家住。父親用鄉音給我吟誦古文，看母親寫毛筆字，周日到張伯駒先生家里去玩，跟著潘（素）阿姨畫兩筆。系里有課，才跑到學校。往往是授課老師走在前，我一溜兒小跑跟在后。

最討厭每個月一次的生活會，內容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在班上是挨批的主要對象，因為自己寫的習作和日常的閑聊，基本都不合乎要求。一個同學曾在班會上瞪著眼睛，厲聲喝道：“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資產階級小姐，現在知道了，章詒和就是。”負責管理我們的老師有兩個，一個老“訓”人，一個不怎么“訓”人。這個不愛訓人的老師，姓簡，名慧。女性，中年，江蘇吳江人，長得秀氣，說話秀氣。

學習的科目不多，以“戲劇概論”和“劇作教程”為主，其他的課程有如配菜。其中的一門課，叫“話劇選”，授課人就是簡老師。她穿得雅致，她上課就和她的穿著一樣，非常精細。一部《雷雨》能說上個把月，什么周樸園的發型，魯媽的眼神，周沖腳下的球鞋，都在她的講解范圍之內。手里好像捏著一把手術刀，把人物形象的每根神經、每塊肌肉、每條血管，都“剔”出來給我們看。我很有些納悶：猜想她一定和曹禺認識，要不然怎么知道這么多，講得這樣細？除了講義上的內容，簡老師還融入自己的藝術感覺和人生見地。有一節課是專門講繁漪的。談到繁漪的年齡，她說：“婚后兩三年是一個女人最美的時刻，而繁漪自出場，就已不再那么美了。”不知怎地，淡淡一句我竟記住幾十年。她私下里也批評我，說：“你是很驕傲的，這樣下去對自己很不利。像我們這些剝削階級出身的人，真的沒什么可驕傲的。”這是她發自內心的規勸，希望我好，畢業后能走得平順。很不爭氣，我走得很不平順，進了監獄。

一晃，多少年過去。

1978年秋冬，我從四川省第四監獄平反獲釋，先在四川省文化廳工作，隨即申請返京，要求回家。承蒙先父的同鄉、老友黃鎮先生（時任文化部部長）關照，把我調回北京又分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其實是借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招牌，擴充提升而來，內設的戲曲研究所是研究院第一大所，其成員基本來自從前的中國戲曲研究院。所以，我跨進前海西街恭王府大門，見到的同事多為熟人。他們頗為吃驚：章詒和怎么會從監獄出來就直奔中央研究機關？我則以為大家都會歡迎我“返京歸隊”，誰知“同志們”客氣兩句，就躲開了。受到冷淡，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平反歸平反，成見歸成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壓根兒就是“高寒地帶”，個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