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國如何與西方對話】怎樣化解西藏事件的公關危局

3·14騷亂以意料之外的速度發酵，成為中國在奧運之年必須要跨過去的一道坎。4月18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教授單光鼐、時事評論員蔣兆勇、新加坡聯合早報研究員于澤遠等就本次事件里部分西方媒體的表現、中西方社會的沖突與誤解、西藏事件的應對之策等問題做了深入對談。南方周末對部分談話內容進行了整理，加以編發。

單光鼐

蔣兆勇

于澤遠

如何與外國媒體打交道
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在延安會見西方記者，穿一身樸素的舊布衫，很會說話，感動了西方。

于澤遠：有一部分西方記者對此次西藏報道，在事實框架下有問題。幾張照片，放在頭版頭條，竟然用錯，這決不是無心之過；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鄭重的道歉。西方價值觀我不排斥，他們倡導民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在做的事情，但這件事刺傷了很多華人讀者。
蔣兆勇：我在家能看國外二十幾家電視臺。在西藏問題上，一般都是播發外國記者的報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法、中國政府的說法、外國旅游者拍攝的畫面，具體事實部分無大錯，這次之所以在媒體傳播環節激起這么大的波瀾，主要是很多境外媒體的評論偏頗得厲害，出現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嚴重錯位，違反了大多數中國人對事實的判斷。在西方世界的話語里，事實被構建成了漢族壓迫藏族。如果沒有《經濟學人》的麥杰斯、德國記者花久志等人證明中國官方的克制，情況更復雜。好在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懷柔的，雖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滿，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遠遠談不上是一個整體的反應，所以他們在國內進行動員的社會基礎并不大。
問題在于，達賴很懂得講非暴力、民主、自由這些西方受眾聽得入耳的話，所以才有他們講的所謂“占了高地”，惡話善講，在西方動員能力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