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有文化變異？ 關于副產品的思考

人類與動植物尚且是相互馴化。人類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何嘗不是這樣？眾多人被徹底管束住，一小部分人的身手、心靈也被其背負的監管重任徹底異化。獨立于互動的目的已不復存在。

一.給予

給予、贈送、恩賜，在漢語中有區別。給予，對象可以指親屬也可以指外人，給予物亦覆蓋寬泛。贈送、恩賜等所指稍窄。下文通用“給予”。

極端與常規常常構成行為的連續譜。極端行為以某種性質之凸顯幫助人們認識該性質在常規行為中的隱性存在。賄賂可以算是極其特殊的給予，行賄者無疑是企圖控制受賄者的行為，選擇此舉是因為他明白給予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其實一切給予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改變對方的作用。

但是除非閱歷甚廣或思慮頗深者，普通人實施或看待一般性給予時，心理是單純的。他以為那只是物質上的幫助，想象不到他的給予會改變對方的心理、期待和行為。

比如政府對一些低收入地區的扶貧，常常未能促進該地區脫貧，反而誘發當地人開動腦筋去思考怎樣獲取下一筆更大數額的扶貧資金。要使政策趨于合理、社會走向健康，就不可以認定被扶貧地區的人們道德低下，而要反思給予方式是否恰當，乃至一切給予都不同程度地隱含的問題。

獨生子女問題引發了社會上的諸多思考。其中固然有兄弟姐妹之空白導致的人生中第一堂合作訓練課的缺乏，但父母的過分給予也是問題產生的主因。父母肯定是要給予的，因此這里的問題就是該給則給，不該給則不給的原則以及分寸問題。

其實本文要討論的是宏觀的問題，文明萌發時新因素出現的問題。所以先說到了當代的微觀問題，是因為二者實有相通之處。個人、團體、國家、文明是尺度截然不同的單元。從個人、國家處得到的認識未必可以解釋人類和文明，反之亦然。但在“給予”這個問題上，個人與人類居然如此相通。

我曾經說過，農業不是人類目的性行為的產物。農業產生的誘因是大面積野生稻麥，即上天的給予，中國古代文獻中稱之為“圣米”。這一給予太過豐厚，堪稱不能承受之重，乃至徹底改變了獲取者的行為。首先是令他們改流動為定居。定居帶來了始料不及的生育提高和人口增長，這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