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翦伯贊之死

這事距今已近半個世紀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總會想起以前的種種經歷，特別是“文革”中的事，回憶“文革”，繞不過翦先生之死，我總想，作為一個有十分豐富人生閱歷又融通古今變故的學者，他已經挺過了三年多的磨難歲月，又得到最高權威的保護承諾，為何躲不過那一劫？他在結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樣權衡利害而感到劫數難逃？翦先生難道那時真的認為自己罪不可赦，還是他自己年輕時的個人隱私被泄露，讓他感到無臉見人？種種疑惑，經常在我腦中糾纏，引起思索。我想，這些問題，只有把它們置于“文革”那種慘烈的政治場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我是1964年從福建考入北大歷史系，到校后新生體檢復查時，發現得了肺結核病必須休學，第二年經復查可以復學，這樣就轉入65級。

1964年我在北大歷史系待了一個多月，因此對64級的同學已多認識，對當時的系領導和教師也有所了解，知道當時歷史系有一正兩副系主任，翦先生擔任副校長兼系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張芝聯先生。他們都是我所景仰的學者。

在1965年的迎新晚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翦先生，不記得他是否給我們這些新生什么教誨，以后就再沒見過他。1966年春節過后，歷史系到昌平縣的北太平莊搞半工半讀，在太平莊的一個后來既當食堂又當資料室還當會議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舉行了一個動員會，到會的有鄧拓，三個多月后他就自殺身亡，有陸平和彭珮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沒記住他講了什么，會后他就走了，長駐太平莊的是張芝聯先生，他還給我們一年級的八個人上法語，而此前教歷史和國政兩系16個學生法語的是劉自強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梅貽琦先生的兒媳，她的丈夫梅祖彥當時在清華任教。

在65級學生入學前后，中國的文史哲經、文學藝術各界已是山雨欲來。對翦先生的史學觀點的批判其實已經開始。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長文，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