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批示”定待遇 “蓋棺定論”身后名“文革”后退隱的黨內老人群體消逝

他們都曾在“文革”時期到達政治生涯的高峰，繼而從政治舞臺退隱，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你一個老同志，革命幾十年，給個什么評價呢？就是這個‘生平’。”

2015年8月27日，汪東興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數百吊唁者排著長龍在外等候；禮堂一角，十幾位家屬在哀樂中默默流淚。

排隊的人們一邊保持肅穆，一邊低聲討論：哪些官員和老干部出席？汪東興的兒女都在干什么？

他們告別的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汪東興三十多年來早已淡出公眾視野。他在1976年達到政治高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權力核心第五位。他負責毛澤東安保工作近30年，是中南海“大內總管”，也是毛澤東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頂峰卻也是落幕的開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道路，汪東興所篤信的“兩個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提出辭職，獲得批準。

與他一同淡出政治舞臺的，還有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并主管農業的紀登奎，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北京軍區司令員、主管過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以及曾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政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的吳德等人。

他們都曾在“文革”時期到達政治生涯的高峰，繼而從政治舞臺退隱，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待遇

汪東興晚年住在西單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這是汪東興搬離中南海后的居所，對面就是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從這里到中南海新華門只有1300米。靜謐的氣氛中，灰色的磚瓦在高墻和鐵網上露出頭，一棵高大的泡桐樹伸出茂盛的枝葉。

8月21日汪東興去世當天，南方周末記者來到他的家中探訪，這里沒有哀樂，也沒有花圈。汪家的追思場所被安排在解放軍305醫院太平間貴賓廳。

事實上，淡出政壇后的他們，幾乎都住在西二環內鬧中取靜的院落內。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后，紀登奎一家從西單附近的一棟兩層西式洋房，搬到了燈市東口內務部街的一座四合院——狹窄破舊的僻巷中，不起眼的灰色鐵門內，藏著一個軒敞的院子。華國鋒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時也曾住在這里。吳德晚年繼續住在東交民巷17號3號樓，而陳錫聯則一直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四合院內。

吳德的長女吳鐵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父親退隱后，“生活待遇沒有什么變化”。他的工資關系依然在國務院系統，家里的后勤服務主要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服務司負責。

“其實就是恢復了文革之前的原狀，他以前就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享受部級干部的待遇，之后他當中顧委委員同樣也是部級待遇。”她說。同為中顧委委員的汪東興，晚年待遇與吳德類似。

在外界眼中，陳錫聯擔任中顧委常委，待遇應與國家領導人類似，實際差別并不明顯。陪伴陳錫聯22年的警衛秘書夏志偉回憶，陳錫聯退隱后的待遇差別在于安保。1976年前后，他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家中住了一個警衛排，分成3個班，共二十多個警衛員，在院子一前一后設了兩個固定哨，晚上還有游動哨。“1980年后，他自己要求減少人，慢慢變成兩個警衛班，然后是一個班。”夏志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錫聯去世后，這一個警衛班才撤走。

紀登奎當時并未進入中顧委，他被安排進入了中央直屬咨議機構——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農研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年輕時曾為紀登奎處理過一些秘書工作。他曾撰文指出，“紀登奎來到九號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長級范圍內的”。

例如，紀登奎家里沒有中央領導人所配備的保健醫生、警衛員等，來九號院時，家中也沒有警衛班，出差時也未派出警衛人員。從出差時坐軟臥包廂、配一臺進口日本車來看，其待遇也屬于正部級。

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爸在政治局的時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