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的現場質感

從斯塔爾夫人到托克維爾，法國19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智識遺產之一或許正在于：直面本國傳統中的幽暗面，沉痛自省，不諉過于外人，在廢墟中重新構建自由

自2012年王岐山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來，法國革命在中國儼然再度成為顯學，且其熱度經久不息。不僅《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現多個重譯本，而且帶動了夏多布里昂、伊波利特?泰納、馬德棱、雅克?索雷、卡羅爾?布拉姆等人的著作進入漢語學界，一時蔚為壯觀。

知識引介熱潮之中，至少兩個趨勢清晰可見，一是出版方往往帶有搭車心態，紛紛以托克維爾為金字招牌；二是新近譯著當中，保守傾向的作者占據主導地位，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此前革命敘事的“反動”，以及想象中對托克維爾的“應和”。

與諸多浮夸之詞相比，斯塔爾夫人的確是思想譜系上19世紀最接近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作為法國革命后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她的《法國大革命史》在知識考古意義上具有特殊價值，因此譯介進入漢語學界也值得特別關注。

事實上，本書并非嚴格意義的革命史體例，按照原作標題，確切的譯法應是“法國革命重大事件反思錄”。全書共六卷，前三卷探討的是通常狹義上的法國革命，即從舊制度的危機到熱月體制；第四卷講述執政府體制和拿破侖帝國；第五卷涉及波旁王朝復辟和拿破侖“百日”政權，第六卷則跳出革命史，探討英法兩國的民情差異。

和專業的法國革命史著作——如后世的馬迪厄、勒費弗爾、米什萊、索布爾等人不同，斯塔爾夫人的這部作品采取史論并重的寫法，不追求體系完整和詳略得當，加入更多個人觀點，每一章節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拋開最后一章不論，或許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接近作者的寫作年代，斯塔爾夫人在拿破侖時代和波旁復辟兩章中，論多于史的現象愈發突出，甚至無法勾勒出一個完整的歷史事件畫卷，給讀者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礙。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譯本采用同類著作慣用的籠統譯名——“法國大革命”——值得商榷。

革命的現場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獲得青睞的原因之一，在于托克維爾的生活年代，既距離革命足夠之近，不致隔膜；又足夠之遠，有可能做客觀評價。但對于一個多面相的歷史事件而言，事實上并不存在適合研究的“唯一幸運年代”。對每一代人來說，理解歷史都注定在一個給定的時空框架內進行，各有其意義所在。從當代讀者角度出發，距離事件越遠，固然越有可能窺得全貌，但代價則是“感覺不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沒有現場感”（朱學勤語），事件本身的面貌就越干癟，最后抽象成為幾句粗線條的話語。

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塔爾夫人這部著作或許是為數不多的革命親歷者的回憶（出版社宣稱它是“唯一的親歷者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