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真的熱衷于生育？

拋開這種逆向種族歧視不提，即便將“中國人熱衷于生育”當成一個不含價值偏見的事實性判斷，這也是一個誤判。

“知道”（nz_zhidao）想跟你談談，中國人是否真的熱衷于生育？

可能許多人都會認為，由于受“多子多福”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熱衷于生育。網上甚至有不少小憤青提問：“為什么中國人精于繁殖（請注意他使用了羞辱性“繁殖”一詞）？”

拋開這種逆向種族歧視不提，即便將“中國人熱衷于生育”當成一個不含價值偏見的事實性判斷，這也是一個誤判。因為不管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中國人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方社會。目前所有的華人社會——包括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大陸、鼓勵生育的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總和生育率僅有0.9至1.2，處于世界最低水平。

歷史學家對古代人口與生育的研究，也可以駁正人們一直以來誤以為中國人熱愛生育的錯判。近代之前，在西方社會，一名已婚婦女平均會生育10個孩子。而根據程民生的評估，在中國宋代，北方家庭平均每戶約生養6.20個子女，南方家庭的子女數目還要更少一些，平均只有5 .38人。顯然，宋代中國的生育率遠低于中世紀的西歐社會。

宋代節育措施

因為宋朝人的生育能力不如中世紀西方人嗎？不是的。這是因為從宋代開始，中國社會的育齡夫婦已經有意識地控制生育，自覺使用了節育手段。研究經濟史的李伯重教授提出，宋元明清時期，生育控制在中國一些地方逐漸普及，成為這些地方人口行為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別是江浙地區，民間社會出現了普遍性的節育意識與多樣化的節育技術。

節育方法的廣泛應用，導致南宋以降江南地區的人口增速發生“明顯下降”：江南的八府一州，“七世紀中葉約有10.3萬戶，十二世紀末葉則有102.1萬戶，5個世紀內增加了9倍；而十三世紀初，江南人口約有800萬，到十九世紀中葉，則為3600萬，即6個世紀中只增加3倍。”（參見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

按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宋人使用的節育方法包括利用藥物或其他手段避孕、人工流產與實現絕育。宋代的醫生已經明白多種藥物可以致使孕婦流產，北宋末刻印出版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與《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均收錄了五六十種墮胎藥，其中多種經現代藥理實驗，已證實確實具有致流產的藥效。

限于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這些藥方與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我們不應該高估。但是，從節育方法在宋代醫書廣泛記載的事實來看，我們可以肯定地確信，宋朝平民顯然已經在有意識地嘗試控制生育，至少有一部分宋人并不愿意自然地生兒育女。

由于當時的避孕與“人流”技術畢竟滯后于民間高漲的節育意識，宋代社會還存在一種非常殘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嬰。如江南東路，“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荊湖北路，“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溺嬰之風尤盛，“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宋人用“不舉子”的概念來陳述溺嬰、殺嬰的野蠻陋俗。

許多人都以為，溺嬰是因為貧窮。但宋代的“不舉子”現象卻表明，貧窮并不是民間生子不舉的唯一原因（當然貧困確實是重要的因素），因為宋代東南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西部，但溺嬰之風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不過二子一女”而已。今天我們都知道，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其實會激發與強化人們的節育觀念。南宋民間生育控制行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與商業化的加速有關聯。

總而言之，對于很多宋朝人來說，她們并不愿意無節制地生育孩子，民間社會對“多子多福”的認同，未必如我們今天想象的那么高。我覺得，或許正因為民間對“多子多福”的認同并不高，傳統的主流社會才會刻意宣揚“多子多福”，以補救時弊。

發放生育補貼

今天的一些人口學研究者會將人口當成社會發展的累贅與負擔。但宋朝的政府與主流社會顯然不是這么認為，他們更相信人口是國家的財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間自發的生育控制行為，而是鼓勵生育，將人口增長列為考核地方官員的首要指標：“守令滿替，并以生齒增減，為殿最之首。”

當然，宋王朝也不會像后世的羅馬尼亞那樣設立“月經警察”。宋政府的對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嬰，“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編置”。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溺嬰的陋俗也必須嚴厲禁止；二、給貧困家庭發放生育補貼，激勵她們將孩子生下來撫養成人。南宋紹興八年（1138），高宗下詔：“禁貧民不舉子，有不能育者，給錢養之。”這便是南宋政府的“胎養令”。

那么怎么樣的家庭可以獲得生育補貼、政府補貼的標準又如何呢？紹興八年的一道法令規定，“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宋朝政府按居民財產多寡，將鄉村戶劃為五等，坊郭戶劃為十等。鄉村第五等戶，是“家業錢”只有三四十貫（按購買力折算，相當于人民幣1.2萬元）以下的農村下戶，家境貧寒，“粗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城市第七等戶以下，家產通常不足十幾貫錢，也是貧乏之家。因此它們都被納入國家救濟的范圍。

救濟的標準是生下孩子后，政府給每戶每胎補貼4貫“奶粉錢”，大約值1200元人民幣。這筆支出來自“免役寬剩錢”，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并留存備用的一項財政收入。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宋朝貧民生育補貼，是由地方財政負擔的。

“胎養令”施行三年后，即紹興十一年（1141），由于地方政府的“免役寬剩錢”有限，入不敷出，一位叫王洋的地方官建議朝廷，對妻子有身孕的農民免除一年雜色差役。

宋高宗接到報告后，批準了免除孕婦丈夫搖役的提議，又批示讓中央財政撥款發放生育補貼。紹興十三年，又下詔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稅。

到了紹興十五年（1145），胎養補貼改為由常平倉、義倉聯合發糧。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之后，又改為同時發送錢米：“詔，應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經所屬具陳，委自長官驗實，每生一子，給常平米一碩、錢一貫，助其養育。余路州軍依此施行。”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朝廷又重申舊令：“申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仍令有司月給錢米收養。”

總之，按南宋政府“胎養令”的精神，凡鄉村與城市的貧困家庭，在妻子懷孕五個月的時候，可以到所在州縣政府登記，申請政府救濟。政府的救濟包括免除孕婦丈夫一年的搖役；蠲免生產家庭的丁稅錢；以及發放生育補貼。

育兒公益基金

盡管宋廷的“胎養令”要求所有州縣均必須給轄下的貧困之家發放生育補貼，但由于財政資金緊缺，或因為吏治腐敗，“胎養令”的實際執行難免打了一個折扣。

為救“胎養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員與士大夫又發起成立“社會化育兒公益基金”，叫做“舉子倉”或“舉子錢庫”。

許多研究者認為，南宋“舉子倉”是淳熙年間趙汝愚在福建率先創立的。但實際上，“舉子倉”非趙汝愚首創，早在紹興五年（1135），由于福建路的建、劍、汀、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地方當局遂“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此為南宋“舉子倉”的先聲。

后來趙汝愚就任福建安撫使時，又上書朝廷，請求推廣“舉子倉”之制，獲得朝廷批準。自此，“舉子倉”廣布于福建路，如建安縣有舉子倉十所，甌寧縣有舉子倉二十六所，浦城縣有舉子倉十二所，政和縣有舉子倉十一所。福建路之外，當然也有舉子倉，如趙善譽在潼川路諸州設舉子莊：“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

依福建模式，“舉子倉”有固定的資金來源：一為沒官田產的租息；二為常平倉的撥款；三為民間富人的捐獻。賑濟標準一般是：每戶貧困產婦每產一胎，給米一石。一些設“舉子錢庫”的地方（如武平縣）則發錢若干。

跟宋政府“胎養令”的財政補貼屬性不同，“舉子倉”實際上就是一個具有紳辦性質的公益基金。雖然“舉子倉”的普及有賴于地方政府的倡導、扶持與資助，但在“舉子倉”的建設過程中，更離不開地方士紳的支持與參與。主持“舉子倉”日常運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紳：“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鄉先生及鄉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舉子倉”的監管者。

如荊湖南路桂陽軍的“舉子倉”，其管理制度是這樣的：桂陽軍（軍為州一級政府）委派一員司法官擔任整個州郡“舉子倉”的監管官，下面每個縣則委派縣丞或主簿擔任該縣“舉子倉”的監管官；同時，州郡政府與各鄉“舉子倉”又分別聘請一位居鄉士紳任收支官，負責倉糧的收存與發放；州郡政府與縣政府再分別聘請兩名士紳任附籍官，負責審核和批準居民生育資助的申請與登記。懷孕婦女之家，在胎兒五個月大之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記，申請補助；到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著登記憑證到收支官那里領米。

請注意，“舉子倉”生育補助的申請與發放是分離的，由相互獨立的兩組人員負責。監管官按月檢查全郡“舉子倉”的申請與收支情況，并報告知軍。每隔半年，知軍再報荊湖南路的提舉司備案。應該說，南宋“舉子倉”的管理制度已相當完備了。

貧民生子而無力撫養，政府與社會運用國家財政與公益基金助其養育，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撫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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