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戰后日本 ——現代思想家鶴見俊輔的批判與思考

短短三天的訪談無法盡述鶴見漫長而精彩的一生，但平靜的言語下依然可以感覺到往日的波瀾。與其說是高談驚心動魄的當年之勇，不如說是在袒露心靈的傷疤和痛楚。

說起戰后日本，我們通常會想到這些事件：1946年《日本國憲法》的確立、1960年代的安保斗爭、“反越戰”和大學的學生運動以及經濟復蘇等等。在這些論題上，從194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日本知識界的爭論不斷。與戰時迎合國策的“思想空心化”相較而言，從明治時代起就開始“掌握特權”的知識人因為戰后的思想解禁，在立場上有了多元選擇的可能，不少有著戰爭體驗的親歷者，開始以反思和批判的態度看待權力，有一些成了知識界的思想標桿。其中，就有2015年7月去世的哲學家鶴見俊輔（1922-2015）。

行動的思想家

在戰后日本，鶴見俊輔以“行動的思想家”聞名。作為一個獨立與反思的學者，他不但為知識界所敬重，也因為時常在重大的社會運動中勇敢發聲而受到大眾的敬仰?？梢哉f，他是眾多知識人心目中的一位精神領袖。

二戰結束后不久，鶴見就和丸山真男等學者發起了著名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發行《思想的科學》雜志，提倡從多元主義的立場出發，結合參與者各自的戰爭體驗，重新省思民族自身及其戰爭行為。他組織了一群學者，就知識人在戰爭期間對當局的“思想輸誠”（亦稱“轉向”）現象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將戰爭責任的議題推向了國民意識的深處。此外，在1960年代的“安保運動”，反對越戰援助美軍逃兵的“越平聯”組織，以及支持韓國慰安婦爭取國家賠償的活動（1995）中都能看到他活躍的身影。鶴見也是知名的反戰聯盟“九條會”（2004）的召集人之一。在他去世兩個月后，“安全保障關聯法案”被強行通過，同齡人亦是摯友的瀨戶寂內德（《源氏物語》的現代語譯者）曾感慨地說：“如果他現在還健在的話，我想他對安倍政權不會沉默，會和我們一起大聲反對的。”

貴族出身的鶴見絕對是日本知識界的一個異數。其父鶴見祐輔戰前就是眾議員，戰后擔任過厚生大臣，而外祖父后藤新平曾任臺灣第四任總督的民政長官，經營臺灣八年多，其治臺策略被后人概括為“糖飴與鞭子”。出身這樣一個政治世家，鶴見本可以在政壇謀得一條通達之路，但因為幼年起嚴母的管束，反而培育了他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拒絕繼續走父輩的道路。15歲那年，不良少年被送至哈佛大學讀書，其間因無政府主義傾向而入獄，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他在拘留所的抽水馬桶上完成了哲學學位論文。后來他回憶，雖然完全可以一直待在拘留所里，安全地等待戰爭結束，從而免去逃避國難的“道德問責”與可能要殺人的“良心問責”，但最后仍然在“我不想在戰勝的一方迎接日本的戰敗”這樣一種近似“義氣”的驅使下，搭船回到日本。一回到國內，盡管已身患肺結核，仍然被“合格”征召入伍。

在東南亞的戰場上，鶴見選擇做軍隊里最下等的文職，擔任收集和整理電波情報的分析員，僥幸沒有被編入前線隊伍。不過他并不以此為戰爭責任開脫，反而誠懇地坦言：“我沒有殺人是一種偶然。”即使在戰后知識人的群體里，他的坦率也是異常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