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庭審被直播了，然后呢？

“快播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的庭審直播讓被告王欣的語錄紅了，還成就了一眾段子手，各種腦洞大開的新帖新圖刷屏，速度快到看不過來。

庭審直播體現的是司法公開進程與現代技術發展的結合。不可否認的是，對渴望了解審判過程的社會公眾來說，一刀未剪的視頻直播又比錄播和文字直播更“解渴”、看起來更“high”。

今年伊始，快播案把“庭審直播”推進輿論場，或許這也是重新審視一下20年來中國庭審視頻直播究竟有何作為的好時機。

視頻直播20年

法學院學子在學《刑事訴訟法》時，一定不會對最高法院的這條司法解釋感到陌生：訴訟參與人、旁聽人員“不得對庭審活動進行錄音、錄像、攝影或通過發送郵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傳播庭審情況”。在許多中國人眼中，法庭是嚴肅高冷、不容置喙的存在。

快播案中的法庭卻一改神秘感，人們在B站上一邊圍觀如日劇《Legal High》中如賤萌的律師古美門般的辯護人，一邊看網友們發彈幕吹水——從辯控雙方的交鋒點評到法警的顏值、身體動作乃至表情……不管大家聊得在不在點上，單就這次庭審直播來說，還是可以為我們國家司法透明度的提高鼓個掌——這是多好的向公眾普及庭辯知識的機會。

這次的庭審情況是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主動傳播的：先是提前兩天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預告，告訴大家將進行視頻、圖文、微博播報，并上傳視頻直播的鏈接。在1月7日和8日的庭審中，又先后發布27條長微博播報庭審全過程，視頻直播也隨開庭和休庭同步進行，足足播了20多個小時，累計有100多萬人觀看了視頻。

其實，中國的庭審視頻直播這種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后期。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和學者王燃收集的資料，1996年 2 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電視就曾直播過番禺“12·22”特大劫鈔案。1998年7月11日，國內十大電影制片廠訴電影著作權被侵權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庭審，中央電視臺首次做了歷史4個多小時的現場直播。

1998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講話中提出，要逐步實現電視和廣播對審判活動的現場直播。這在當時被視為法院庭審透明度提高的一個標志性表態。

此后被記入史冊的“直播”案例還包括1999年3月的綦江虹橋垮塌案庭審，以及2001年4月的張君、李澤軍特大系列持槍殺人搶劫案宣判。當然，這些案件的直播者都是中央電視臺。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對張君、李澤軍特大系列持槍殺人搶劫案的直播，并非純粹意義上的“庭審直播”。在中央電視臺為此特別制作的3小時的節目中，被實時直播的是案件宣判過程，在其間穿插案件的相關錄像，以及對法學專家的現場采訪。

哪些案件的庭審可以被直播？

在“中國法院庭審直播網”上看到，目前被庭審直播的案件涵蓋了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種類型。關于庭審直播，現行的法律都有哪些規定？

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依法公開審理案件，經人民法院許可，新聞記者可以記錄、錄音、錄相、攝影、轉播庭審實況”。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頒布了《關于人民法院直播錄播庭審活動的規定》，對庭審直播的原則、形式、程序等細節做出了明確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有幾類案件被禁止直播：檢察機關明確提出不進行庭審直播、錄播并有正當理由的刑事案件；當事人明確提出不進行庭審直播、錄播并有正當理由的民事、行政案件。

三大訴訟法對審判公開也有相關規定。在民事訴訟中，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及離婚、撫養等涉及人身關系的案件不得進行直播；在刑事訴訟中和行政訴訟中，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案件不得進行直播。此外，刑案件中被告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也不得進行直播。

與此同時，《關于人民法院直播錄播庭審活動的規定》還對“什么案件可以直播”給出了標準：“法院應該選擇公眾關注度較高、社會影響較大、具有法制宣傳教育意義的案件進行庭審直播”。但何家弘和學王燃在其2015年合著的論文中指出，這樣的規定太過籠統，特別是對何為“具有法制宣傳教育意義”的案件，缺少清晰的界定。

此外，與庭審直播互為促進的是裁判文書的公開。201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審判文書的規定》，這一規定于2014年1月1日開始施行。根據該規定，除了特殊情況之外，各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在網上公布。

上海市某基層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在具體實踐中，基層法院對庭審直播有這樣幾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直播需要滿足一定的人手配備，“一般有兩到三名書記員配合，才能做一次網絡直播”，而不做直播的情況下，“一個庭只需要一個書記員”。

另一方面，在案件的選擇上，他們會選擇“至少雙方不會吵起來”的案子。此外，“特別復雜的案件也不適合搞直播”，因為需要考慮到“書記員要記錄庭審過程，并且還要審核傳網上，內容復雜的話，工作量就相當大了”。

上述法官還透露，庭前，該法院工作人員也需要告知庭辯雙方，確認他們同意直播。

我們的庭審直播做得好嗎？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國法院網”就建立了“網絡直播”欄目。2013年12月，“中國法院庭審直播網”正式上線。目前，他們的庭審直播做得怎么樣？南方周末記者最近逐個體驗了一番。

相比如恒河沙數的案件，向公眾提供直播的案件仍是少數。

1月11日，在“中國法院網”“網絡直播”欄目的“直播預告”里看到，次日將被直播的案件一共只有17起——而根據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關于加強基層法院建設情況的報告》，當時中國僅基層法院就有3000余個。

“上海法院網”的“開庭公告”頁面顯示，1月11日上海市各基層、中級和高級法院共計將開庭審理1037個案件，其中僅有8件被預告將進行直播，它們全部在虹口法院開庭。

另外，該網頁左側還提供了38個地方網絡直播欄目的鏈接，點擊后顯示為“404”的網頁超過了10個。“成都法院網”的直播欄目里甚至找不到庭審內容，只有寥寥幾個“召開某論壇”的新聞。

截至1月11日下午7時，“中國法院庭審直播網”上共有27個直播預告，在2013年12月以來的“直播回顧”中，僅有2187個庭審直播。

直播案件數量與實際案件數量懸殊之巨，是目前法庭直播現狀的寫照。

而各省級地方法院的庭審直播鏈接里，只有北京、天津、廣東、安徽、湖南的在線庭審視頻超過100個，上海、重慶、浙江等地的在線庭審視頻數甚至顯示為0。網站首頁多處圖文顯示為“測試”。

限于四級法院龐大的體系、數量眾多的案例和更新維護的工作量，用一個網站提供全國各地的庭審直播難免力有不逮。那去地方法院的網站上看看。

在各個地方法庭的實踐中，文字直播是更受歡迎的形式。以上海虹口法院為例，1月11日直播的8起案件均為文字直播。

而1月10日的“北京法院直播網”預告的4起案件也均為文字直播。有趣的是，1月11日“北京法院網”中只有一則開庭公告，是通州區法院刑庭的一起危險駕駛罪案件，但這樁案件卻并不在被預告的4個案件之中。

上海市某基層法院的一位法官表示，每年該法院的每位法官都要挑選一兩個案子來進行網絡直播。但目前他們只做過圖文直播，還沒有涉足視頻直播，“開庭前，給各個當事人拍張照片，給法官、書記員也拍張照片，然后就進入文字直播了”。

再來看看知識產權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冷門”法院的庭審直播情況。查詢發現，北京、上海、廣州這3個知識產權法院里，只有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有自己的官網，直播過2起案件。10個海事法院中，只有上海海事法院有少量庭審直播的點播和公告，廣州海事法院設置了“庭審直播”欄目但沒有相關內容，其他海事法院均沒有提到庭審直播。在全國數目眾多的鐵路運輸法院中，只有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有圖文形式的庭審直播。

在視頻直播的技術方面，各個法院的條件也參差不齊——上海的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的庭審視頻直播中有數個攝像機和機位，庭審時可以切換不同畫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方固定了幾個攝像機，可以在審判席和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切換。也有法院只有一架攝像機，固定在對準審判席的位置，例如下圖中的這次庭審——

1月10日，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主辦的“廣州法院庭審直播網”上看到的一次合同糾紛庭審視頻記錄，從2014年9月10日至今，該網站上共有6758條庭審視頻記錄，是所有同級法院中視頻直播記錄最多的。

視頻直播，“增加透明度”Vs“影響氣氛”

隨著網絡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微博上的圖文直播漸漸成為各地法院直播庭審的主要方式。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公審薄熙來時，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微博直播。2013年8月22日開始，連續6天的時間，這個法院在其官方微博上以23萬字和11張圖片直播了全過程。

濟南中院的官微借此一戰成名，直播期間，他們在新浪微博、人民微博等平臺上的總粉絲數猛增至140余萬。一個反例可以說明人們對案件直播本身所投注的熱切：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薄熙來案公審結束后沒多久，濟南中院的微博就開始狂“掉粉”，幾天時間掉了12萬多。

庭審直播對司法透明的促進無需贅言。何家弘和王燃在其合著的論文中寫道，庭審直播有助于增強司法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消除民間的疑慮和誤解進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司法腐敗并改變庭審虛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每年發布的《中國司法透明度指數報告》，庭審直播開展較好的法院，往往司法透明度指數也較高。

而比起經過轉述的圖文直播，使人如臨其境的視頻直播，感官沖擊顯然更大，也更令對司法透明懷有期待的人們感到信服——此次快播的庭審視頻直播，最讓網友大呼過癮的莫過于控辯雙方“一刀未剪”的激烈交鋒。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庭審直播的方式上，網絡視頻直播和電視直播更為中國的普通民眾和律師群體所支持，而中國的檢察官和法官群體則更支持微博直播和網絡圖文直播。

為什么法官和檢察官會傾向于實時性較弱的直播方式？上述團隊的另一項調研可以給我們提供理解他們心態的角度：“庭審直播對司法人員有什么影響？”——這里的“直播”包括各種方式的直播。法官和檢察官們的答案包括正負兩面：正面影響是準備更充分、程序更規范；負面影響則是情緒緊張、法庭氛圍受影響。

透過司法人員這一維度看庭審直播，會有別樣的思考。在其他國家，對庭審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視頻直播，也并不是一帆風順。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尊重隱私”和“不干涉法院的判決”。

以美國為例，1946年出臺的《聯邦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規定，除非有制定法或者同類規則的規定，法院不得許可在訴訟過程中在法庭上進行拍照或者廣播。

1955年，美國有了第一次對庭審進行電視直播的實踐，直播對象是一樁謀殺案。但10年之后，卻有聯邦大法官對庭審直播表達的反對。理由是十幾臺攝像機以及電線和麥克風既分散了陪審員的注意力，也影響了證人的心情，而庭審直播對公眾的影響也會造成對判決的偏見。不過，在1977年的錢德勒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又放寬了對庭審直播的態度。

但時至今日，對是否允許電視臺進入法庭，美國的各個州仍然有不同規定。文字記者可以參與聯邦法庭的全部案件和地方法庭的部分案件的庭審，但錄像、錄音甚至拍照，在很多法庭都是不被允許的。

說些題外話：沒有畫面可怎么是好？那就用最原始的辦法——畫畫?？偟糜修k法滿足人們的好奇和關注。在美國、日本等國家，有一個專門的職業叫“法庭畫師”，用畫筆來采集法庭現場的圖像資料。美國法庭畫師Mona Shafer Edwards在2006年出版的《捕捉瞬間：世界名人審判旁觀》里就有各種名人在法庭上的生動神態，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影帝達斯汀·霍夫曼等人物都被她畫過。在美國，法庭素描作為一個普通人了解法庭的視覺補充，一張畫最高可以買到幾千美金。

確實有理由去思考，在提高司法公開水平的同時，庭審直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在法定不公開和依申請不公開范圍外的案件，都是可以進行直播的公開開庭案件。如果庭審直播最終落實到每一個公開案件，是否能保證每位當事人都有拒絕直播的權利？如果庭審直播成為司法制度的一環，這由司法者單方批準和拍板的環節會不會多少又是職權主義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