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從被忽視，到頂層設計 三十年兩代人留守史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

和父母在一起，這是6100萬農村留守兒童，樸實而奢侈的愿望；創造條件在一起，這是所有相關方，復雜而迫切的責任；你我在一起，全社會微小的推動，可以匯成合力。

“留守”的標簽，會反噬孩子們的自我。身心健康而有創造力的兒童，才是家庭與國族的終極希望之所寄。兒童權利植根于孩子天性，更植根于成人基于人性的真實行動。

在一起，在當下。

目前中國共有6102.55萬的留守兒童，長期過著沒有父母相陪的“一個人”生活。而湮沒在歷史時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過去一直說怎么重視，但具體到哪個部門負責，沒有明確。這次明確了聯席會議制度由民政部牽頭，是我從事這項工作是二十幾年來的第一次。”

兒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讓他們與父母團聚。讓父母返鄉，還是讓孩子隨遷？學者段成榮的建議是，從制度上創造條件，讓孩子跟著父母進城。

大學畢業后，黃湘潔作了一個“逆歷史潮流”的選擇：留在家鄉湘西的老司巖千年古寨，當一名幼兒園老師。

因為孩子們需要她，因為她也曾經是留守兒童。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數億中國農民自主或被迫選擇進城，融入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他們割舍的，是漸漸瓦解的傳統鄉村，年邁的父母，還有孩子。

貴州畢節，一個西部的貧困城市，接連釀出了五名幼童悶死垃圾箱、四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等慘劇。

極端事件雖是少數，但擺在眼前的是驚人的數字。據全國婦聯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目前中國共有6102.55萬的留守兒童。 這個相當于英國全國人口數的巨大群體，長期過著沒有父母相陪的“一個人”生活。

而湮沒在歷史時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阻止悲劇重演，歷史輪回，不僅事關國家的現代化，更事關民族的未來。

這注定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程。留守兒童問題不僅關乎社會福利，更是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中城鄉二元割裂，地區發展差距等諸多矛盾的縮影。

2016年2月，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頒布，首次提出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頂層設計。文件明確提出，要從源頭上改變“兒童進不了城，父母回不去鄉”的無奈現實，實現“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的目標。

一個月后，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說，如果再有不認真履行職責，導致農村留守兒童出現問題的，當然要問責，要視情節和后果，依法依紀追究責任。

“不要再被遺忘了”

黃湘潔的故鄉在湖南老司巖，明清時期曾富賈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舊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長的石板路，村口巖壁上比誰都老的古樹，還有躺在荒野中間破敗的祖屋。

寂靜，是最大的變化。今天的老司巖僅185戶農家，685人，外出務工人員占去一半。留守兒童39名，孤兒兩名。

1984年，一紙中央文件松開了鄉村戶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墻。僅1989年，中國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就從改革開放初期不足200萬人迅速躥到了3000萬人。

即使閉塞如老司巖這樣的古寨，也在錯過第一波打工潮后聽到了風吹草動。1992年，黃湘潔的父母雙雙外出務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獨守家中。那年黃湘潔兩歲。

“當時的鄉村，窮是一種常態。”從事農村問題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段成榮說。1984年，還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著導師到遼寧、山東等地的農村調研，最大的體會就是農民那股想要外出謀生的深切沖動。

彼時的中國農村實行分田到戶才不久，糧食價格低，還需繳納農業稅費，種地基本不掙錢，有時辛辛苦苦干一年，還賠錢。尤以1994-1996年最為嚴峻。

黃湘潔的父親黃云生清楚地記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后的一兩年，家里困難得揭不開鍋。“要是懶一點，就吃不飽。”

而遠在近千公里外的廣東佛山，當時外來工已經可以拿到數倍于內地的工資。以至于農民外出務工，都被中西部地區政府視為一件大事拿到辦公桌上討論。

1992年，段成榮到內蒙古去考察，當地縣市官員告訴他，打算召集一批農民送到外面去打工，“能賺錢回來”。

四川則更有趣，大約在19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辦專門成立了勞務輸出辦公室，由政府推動和組織農民外出務工。后來被其他地區當作經驗爭相效仿。

黃云生成了全村第一個外出打工的農民，他的三個孩子也成了村里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