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逼她們成為“老虎” “外地人”蘇有朋眼中的北京大媽

蘇有朋時常和王素平她們一起唱歌跳舞、學抖空竹。對于與普通人相處融洽這件事，蘇有朋頗為得意：“我的團隊低估了我的親和力。”（劇組供圖/圖）

大媽是一個中國現象。甚至有一個英文單詞就叫dama。

起初我覺得她們很怪異，跳一些奇怪的舞，創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紀錄，音樂也不合時宜，可她們自得其樂。

我們習慣給某些群體戴帽子，但我想講講她們的故事。——蘇有朋

在第52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蘇有朋頒出去兩個獎，卻沒拿到自己那個。

因為電影《左耳》，蘇有朋獲得最佳新導演獎提名。劇組有個微信群，開獎前大家紛紛打氣，攛掇他：“得了獎趕緊發紅包”。不過，“大家都在等著收錢，結果沒收到錢”。

蘇有朋對《左耳》有自己的判斷：“其實沒有那么糟，被水軍刷低了一點，當然也沒那么好。”他想把《左耳》拍出些深度，不只講少女心，但是“它就長成這個德性，我盡力了”。

他很想看看貴州籍導演畢贛最終得獎的那部《路邊野餐》，“聽說有很厲害的長鏡頭”，但因為是部小眾電影，至今這部片子還沒能在大陸公映。

典禮過去近四個月，在此期間，蘇有朋接拍了東野圭吾偵探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的中文電影，又完成了一部講述普通北京大媽故事的紀錄短片《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媽》。后者是由香港國際電影節邀約的“命題作文”：主題為“美好”，形式自由，片長20分鐘，預算8萬美元，拍攝時長三個月。這也是2016年度“大師微電影”中的一部，另外三部，分別由賈樟柯、關錦鵬與“貞子之父”中田秀夫執導。

蘇有朋對“大媽”的興趣由來已久。“對你們來講，大媽很正常，但在外地，這是一個中國現象。甚至有一個英文單詞就叫dama。我是外地人，雖然在內地待得比較久，但看這件事的視角，肯定有一些不一樣。”2016年3月16日，蘇有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在那前一天，他試了幾個小時的西裝，準備在3月20日好友吳奇隆與劉詩詩的婚禮上做伴郎。作為外地人，他最想用這部短片做的事情是“摘帽子”：“我們習慣給某些群體戴帽子，我想講講他們的故事，讓大家多一些了解。”

2016年3月23日，《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媽》在香港電影節首映。

“我的團隊低估了我的親和力”

其實在拍《左耳》的時候，蘇有朋就運用了“大媽”元素。影片里，一個小鎮的市民廣場上，籃球少年們好勇斗狠，一邊的大媽們在快樂地跳廣場舞。

那時，蘇有朋對大媽只是“比較外圍的了解”：“我覺得她們怪異，跳一些奇怪的舞，創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紀錄。音樂有時好像不合時宜，可是自得其樂。”在他眼里，“不在乎別人眼光”是大媽們最與眾不同之處。他猜想，跳舞也許是大媽的精神寄托。

蘇有朋身邊沒有“大媽”，但他的媽媽也到了“大媽”的年紀。媽媽為了身體健康，參加了一個自行車隊，經常沿著臺灣的河堤步道騎行。“她們一次可以騎很長的距離。我媽媽現在變得很精瘦，體重很低。”蘇有朋對南方周末記者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