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更好的“現代化”之路融合“城市”和“農村”兩種價值

（向春/圖）

有步驟但盡可能快地取消戶籍制，以人們的實際居住狀況為確認居住身份的標準，以使絕大多數入城打工者可以攜家前往，孩子們需要一個體面的、能看得到的父親。

“農村留守兒童”指入城打工的農民留在農村由單親或他人（祖父母、親屬或他人）照管的兒女們，已有不少研究確證這些兒童群體容易出現心理和行為問題，而這些孩子們的總數有六千萬之多。

其實，從我們觀察到的人生經驗也可直接知道，長期離開父母親或其中一方會不利于孩子的成長，因為親子是人間最重要的關系，它的削弱乃至缺失從總體上肯定會損害兒童的人格構成。

研究者們一般還指認出造成這種問題的社會和經濟原因，比如城鄉經濟的結構性差距、戶籍制對農民入城的歧視、城市教育及升學考試對農民工家庭的歧視，等等。

我十分尊重這些學者們的及時研究，也基本認同他們指出的具體原因，并期待整個社會，特別是政府的重視和解決。但是，這個問題絕非孤立，而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衰落及近幾十年猛烈現代化所造成的眾多問題之一。不深究這些更深更廣的背景原因，就難于對此問題有到位的理解，也難于找到根本性的長遠和深層的解決之策。

文明意味著單向城市化？

法國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列維-施特勞斯認為家庭和語言一樣，是人類的標志（《〈家庭史〉序言》）。二十世紀人類學已經否證了摩爾根的推斷，即人類最早沒有家庭。沒有語言的人類——起碼是我們這種現代智人——是無法設想的，而沒有家庭的高等靈長類還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人類在其絕大部分時期里，是生活在家庭及家式社團如家族、氏族、部落為唯一主導的社會結構中的，所以我們的生存特性就是在這漫長的家庭化歷史中被塑成的，家庭及其主根親子關系已經成為人類的本性。

自文明出現后，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和另一些非家庭的機構行使了越來越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功能，在一些民族中激發出超家庭的意識形態，比如以至上神祇為崇拜對象的宗教，或以個人主體性為源的近現代意識形態。它們與人間的統治者——國王、法老、教皇、專制者、總督、總統等等——聯手，主宰了人類的大部分文明史進程，盡管在現實生活中，被主流意識形態忽視的家庭依然是基礎。

儒家是一個例外，它在文明或國家出現之后，仍然自覺地繼承并改進了人類家庭化的傳統，以家庭，特別是親子關系的倫理維度（如孝、慈）為根本，通過禮樂諸藝的教化，將這種天然原發的親親之愛和內在結構，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