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中國上古多數決原則的痕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邊區實行的“豆選”，就是多數決傳統在近世以來的一種表現。圖為黑白木刻《豆選》，彥涵作于1948年。（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古代佛教群體及三國時的新羅，都曾通用一票否決式的表決方法，實即要求“一致同意”，可以視作多數決的一種變例。無獨有偶，清代乾隆以后的死刑判決，即所謂“秋審制度”，也存在“一致同意”式的慣例。同治皇帝在盛怒之下，授意處死上書直諫的吳可讀，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堅決不畫押，“缺一押即不得繕奏”，在程序上即不能執行死刑。

《中國上古多數決原則的痕跡》（載《南方周末》2009.7.2）一文，在收入《洛城論學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時，我已作過“補記”，補充了有關材料和論說。此后斷續有所知見，雖多屬片斷，但考慮到問題的重要性，乃補作此篇，以為前文之續。

上古多數決觀念舉例

在《多數決原則的痕跡》里，我舉了《尚書·洪范》關于王、龜、筮、卿士、庶民表決的內容，作為多數決觀念之例。關于此，張秉楠過去已有總結：

決議基本體現服從多數的原則。龜、筮、卿士的聯合，即全體貴族的聯合，或者龜、筮、庶民的聯合，即部分貴族（宗教貴族）和民眾的聯合，可以否決國王和另一方的共同提案，貴族勢力占著明顯的優勢。因此，當國王同全體貴族的意愿發生沖突時，或者是改正自己的意見（如同太甲居桐時“悔過自責”所做的那樣），或者是努力說服對方（如同盤庚遷殷時所為）。唯君命是從，個人專斷，在當時是行不通的。這種體現貴族集體意志的“共政”體制顯然具有貴族民主制的性質。（《商周政體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第50-51頁）

不過，他徑直將《洪范》所載視為商代政治的實際，則缺乏史料批判的精神，未免墮于“信古”的陷阱，這是我不敢接受的。

在前文里，我又舉了《左傳》成公六年晉國欒書（武子）的例。就與楚軍是否決戰的問題，欒書與部下起了爭執:多數部下主戰，他們表示：“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而欒書則傾向于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位反戰者的意見，表示：“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對此，我原來的理解是：欒書不接受主戰派的意見，強辯“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以為應從賢者之見，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承認“從眾”的原則?，F在想來，如此理解恐似不甚準確。欒書的邏輯，似乎是這樣：“夫善，眾之主也”，則“善”=“主”；“三卿為主”，則“三卿”=“主”；也就是“善”“主”“三卿”三者可以等同。如此，“善”就包含有精英的意思，則“眾”固然要尊重，但“眾”更應當尊重“善”的意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人作為精英的決策，也是一種多數決定，眾人應當信從。這就意味著欒書提出了另一種多數決的理念——主戰的部屬只是單純地以表決者的人數為準，即要求數量的多數；而反戰的欒書更強調表決者的素質和資格，即要求質量的多數。類似的理念之爭，在西方也曾存在，如近代英國法學大家貝克曾提到十五世紀英格蘭王室諮議會的情形：

達菲利德的第一個案例就記載了1496年進行的一次大討論：如果少數派更有學識，諮議會主席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