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怕領導要求， 不惜一切代價搶救……”緩和醫療，與紅二代們力推的尊嚴死

上海普陀區石泉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位病人正在病房走廊里。作為試點之一，2012年，上海曾在全市設立18個“舒緩療護”病區，專門接診收住癌癥晚期患者。但在全國，這一理念推廣依然困難重重。（CFP/圖）

中國是少數幾個處于低收入國家分組，但對舒緩醫療需求較高的國家。

中國用在臨終支持系統上的醫療費用占到了全部醫療費用的絕大部分，有人說中國人八成的醫療支出用在了最后一個月上。

醫療界越來越認同，病人罹患重病之后，應當用更人性的方式去接受疾病和治療。

2016年5月6日，青年魏則西不幸的情緒還未散去，微信朋友圈就被《人民日報》一篇評論文章刷屏。

這篇題為《魏則西留下的生命考題》的文章發問：假如一個人得了絕癥，究竟該做出怎樣的選擇？作者認為，“尊重自然規律，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坦然地面對生與死，是最理性的選擇”。

文章不長，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短短數個小時，各大媒體轉載，社交網絡已被各種評論填滿。批判者嘲諷，“讓百姓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吧，得了癌癥就放棄治療吧。”

“對于那些根本無法得到充分生命支持系統的人，以及無法得到醫療救助的人來說，談論這個問題（坦然面對死亡）是非?？尚兔胺溉说?。”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很能理解，她在推動“尊嚴死”時也被質疑過不顧中國實際。

但另一方面，這恰是“中國國情”。她指出，我國用在臨終支持系統上的醫療費用占了全部醫療費用的絕大部分，有人說中國人八成的醫療支出用在了最后一個月上，“如果把這些錢用于能治愈卻沒錢治療的病人身上是多大的福音。”

多年來，羅點點和一批醫生、志愿者一直在提倡和推動“我的死亡我做主”和“用自然和有尊嚴的方式離世”——這挑戰著中國人的傳統意義上的倫理觀。

“傳統的醫生都不能談死亡，談疾病是不治之癥是要受批判的。” 中國抗癌協會副秘書長劉端祺說。72歲的劉醫生是生死閱讀者，作為陸軍總醫院（原北京軍區總醫院）腫瘤科的老主任，幾十年來，見過的臨終病人無數。

但接近“尊嚴死”的“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也翻譯為舒緩醫療、安寧療護、姑息醫學），其實亦為世界衛生組織所倡導。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重視生命并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愈”和“好轉”的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