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比增長更重要 ——吳敬璉、邱曉華談當前中國經濟轉型

（農健/圖）

邱曉華認為，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體系中依然存在著大量“體制性的結構問題”，如城鄉二元化差距拉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不均衡等問題，并非簡單地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吳敬璉認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通過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此次改革的主題并非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是重新調整政府、社會與市場關系的“體制改革”。

2016年4月23日和25日，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后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創辦的“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對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與挑戰提出了各自的觀察與思考。

多年從事經濟統計分析的邱曉華從宏觀經濟數據角度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構分析，與注重轉型理論研究的吳敬璉教授對此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分析，共同為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場景”勾勒出了一個多維度的轉型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富有啟示性的趨勢分析與制度思考。

南方周末記者在綜合二位學者講座內容的基礎上，補充了部分背景資料，以便于讀者理解中國經濟轉型背后的邏輯。

上一輪繁榮

邱曉華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2010年間的三十余年，視為中國經濟的“上一輪發展”。并指出在上一輪發展階段中，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特征就是“快”。

“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里，世界經濟每走一步中國大概走兩步半。”邱曉華說，世界經濟平均每年3%-4%的增長，而中國的平均增速為10%左右。

在這一高速增長背景下，中國進出口貿易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發展到今天超過4萬億美元，平均增速16%，制造業則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長；貧困人口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億多人下降到六七千萬，居民存款則從1978年的210億元人民幣劇增至今天40萬億元的規模。

這一持續的高速增長首先來自內外部環境的穩定與改善：外部是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釋放與全球化進程加速；內部則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政策迅速釋放出長期被壓抑的人口、資源等經濟要素紅利，從而形成了一個內外部因素良性互動的經濟增長環境。

在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了大量政策設計的吳敬璉教授，則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分析上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邏輯。

吳教授坦言，2015年11月以來的熱門話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是一個困擾了中國經濟發展幾十年的“老問題”——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問題。這一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已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體系內。

1981年12月國務院首次提出“今后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十大方針所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而這一半蘇式、半現代經濟學的提法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變成了更加規范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其理論闡釋：從粗放的經濟增長轉向集約的經濟增長。

所謂粗放的經濟增長，是指僅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經濟增長；與此相對的，則是指在同等的資本和人力等資源投入外，依靠生產效率提高所形成的“集約型增長”。

吳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前“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