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影子銀行”的跨界套利游戲

在金融監管機構改革的各種方案中，實行“超級央行”模式是一種主流觀點。（視覺中國/圖）

“一行三會”聯手展開的金融風險清查與整頓，預示著以監管放松為主題的上一輪金融創新政策周期接近尾聲。新一輪政策周期中，以統籌監管模式防范金融風險、統一監管標準的同時，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體系將成為制度建設的重心。

眼下金融市場最引人關注的話題，莫過于金融監管機構改革。

據多家媒體近日報道，新的金融監管機構改革計劃，可能會仿照英國的“超級央行”模式：央行下設金融管理局，負責外匯局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下稱“三會”）的監管協調，同時下設綜合監管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獨立于央行其他部門，直接對三會進行監管。

早在3月31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6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要求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方案，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超級央行”模式的主張者認為，隨著“影子銀行”體系快速發展，中國金融機構的功能邊界逐漸模糊，混業經營已成現實趨勢，因此有必要借鑒歐美發達市場在金融危機后監管架構調整的經驗，建立起以央行主導的綜合金融監管架構，從早期的機構監管為主轉向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為主體的新型金融監管體系。

但反對的聲音則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環境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之際，“臨陣改制”可能帶來更大的市場動蕩甚至直接誘發金融危機；同時當下金融監管格局的諸多弊端并非僅是機構設立問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監管體制以外的政府職能定位以及國企體制局限等深層矛盾。

值此金融業整肅“風暴初起”，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方向未定之際，南方周末記者梳理回顧了中國金融監管體系過去數年的發展歷程。

從“影子銀行”到“大資管”

從信托業一家獨大的影子銀行模式，到銀、證、保三大金融監管體系爭相介入的“大資管”模式，中國金融利率市場雙軌制的套利機制從隱性轉向顯性。

與此前諸多行業自查式監管整頓所不同，此輪“一行三會”需聯手面對的是一個空前復雜的格局：

截至2015年末，高達23萬億元的銀行理財資金、16萬億元的信托資產、11萬億元券商資管、8.4萬億元的公募基金以及1.77萬億元的保險資管產品，構成了一個規模近百萬億，產品交易結構日益復雜、融資杠桿越壘越高的金融混業市場。

從2015年年中清查配資引發的股災，到年末蛇吞象式的“寶萬之爭”，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各管一段”式的傳統監管模式，在面對“交叉感染”新型金融風險時的失措與無力。

比如，資金來源復雜且層層嵌套放大的恒生Homs配資鏈條上，早期參與配資的銀行、信托與券商等機構均被各自行業監管部門認為“依法合規”，而在高達2萬億配資規模推動股市暴漲之際，監管機構在缺乏完整信息和協調機制下的一次配資清查，卻引發了股市暴跌的“雪崩效應”。

寶能系收購萬科過程中，其實際控制人利用家族化的金融控股模式，操縱包括保險、基金、券商等多個融資平臺，形成層層放大的融資杠桿，實質上是以銀行貸款和理財資金實現了對萬科股權“空手套白狼”式的收購——而這一收購模式下所隱含的跨市場、跨平臺金融風險，卻無法被監管部門及時識別并加以處置，直至形成令市場矚目的風險事件。

類似Homs系統的融（配）資產品“結構化&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