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談中國文學

●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的差異
    西方優秀小說格外注重對開篇第一個句子的經營，務必要寫得吸引人，叫人一讀而不能釋卷。我們都忘不了《洛麗塔》開頭那句“洛麗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開頭寫“我”出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過目不忘。讀到這樣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繼續讀下去呢？
    中國作家卻不這樣寫小說。他們往往從久遠的歷史或作為故事背景的故鄉娓娓說起。對西方讀者來說，這樣的寫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時間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

●《廢都》的遺憾
    有一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交給我一份賈平凹《廢都》的譯稿，讓我看看有沒有可能修改得像樣一些。是一個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博士生翻的，他跑到西安找到賈平凹，自報家門，說他想翻譯《廢都》。賈平凹就同意了?？上н@位留學生的英文水平實在太差了，翻出來的東西讓人根本讀不下去，完全是一堆文字垃圾。
    我翻譯過賈平凹的《浮躁》，這本小說得到了美孚石油公司贊助的一個文學獎。小說里有些我看不懂的西安土話，我就一筆一劃地寫下來向作者請教，但據說作者因此認為“葛浩文不懂中文”，甚至得出“只有中國人能翻中國書”的看法。
    《廢都》英譯本始終未能出版。時至今日人們還在談論此事，為它遺憾。我不是說我有多么喜歡《廢都》——其實我覺得這本書有點乏味——只是覺得應該把它介紹到美國，畢竟是一部重要的小說。

●壓在手里的好貨
    我抽屜里有五六本小說，已經翻譯得差不多了或者已經翻譯到一半了，（之所以沒有繼續進行，）很簡單，就是賣不出去。舉個例子，梁曉聲寫“文革”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這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小說。我找人出版，他們說你多翻譯一點給我們看，我說我全翻完了你不要我怎么辦呢？我覺得有點對不起梁曉聲，這本書已經放了十多年了，總有一天我要把它翻完。劉震云的《手機》我譯了一半以上，沒人要。

●我不搶張愛玲
    別人爭先恐后地翻譯張愛玲。大家翻，要我翻干什么？我不愿意任何人以為我是搶生意的人，很多人都在等著我做錯事，然后批評我。當然，我的看法可能有點過分，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那樣的，有好幾個人寫有關翻譯的博士論文，都要把我寫上去，好的有，不是很好的也有……最壞的名聲是葛浩文不道德地和別人搶生意。

●蠻欣賞王朔這孩子
    我喜歡王朔，蠻欣賞這個孩子的。他說話很直，不拐彎。不過說實話，這個人我看不穿，但是我蠻欣賞他。在美國的時候，我看到的王朔是一個謙虛的人。真謙虛還是假謙虛不知道，但是我認為就是謙虛。我喜歡愿意唱反調的人，喜歡愿意表現個性的人。有人認為那是弱點，我認為是優點。

●最好的合作是不用“合作”
    翻譯中遇到疑問，我一般會和作家聯系，有的聯系得多，有的很少。多的，像畢飛宇的《青衣》，恐怕我們兩個人電子郵件里交流的字加起來，比整部小說的字數還多。比如第一句話我就犯愁：“喬炳璋參加這次宴會完全是一筆糊涂賬”，這“糊涂賬”到底怎么翻譯？糊涂賬的意思我明白，但在小說里，為什么說參加宴會是一筆糊涂賬？后來我在倫敦見到畢飛宇，他說，中國人喜歡請客，宴席上人多的時候，可能請人的和被請的都互不相識，不清楚誰請的誰，所以說是糊涂賬。后來我愛人想到了一個好詞，blinddate——約會的雙方互不相識。如果沒有和作者交流的話就翻不出來。
    曾有一位作家把他的一本小說交給我翻譯，說：“一個字都不能改?！?BR>    相反的例子是莫言。我們合作得好，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他總這樣說：“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逼鋵?，他的小說里多有重復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如果人們看到小說內容被刪節，那往往是編輯、出版商為考慮西方讀者閱讀趣味做出的決定，不是譯者刪的。

（責任編輯 孟湯  實習生 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