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鐵屋中呼喊
只有兩本外國小說的英譯本在美國市場上取得過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紅》，另外一本則是旅居法國的中國作家戴思杰的《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
李大衛：
1963年生于北京，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英語系。1987年參加美國國際交流總署“世界青年作家計劃”，現客居紐約，以翻譯為生，閱讀，漫游，寫作。
住在布魯克林那些年，出門總會買一份當地的《紐約時報》，在地鐵上消磨時間。記得有一篇文章，憂心忡忡地感慨美國人對外國文學的冷漠態度。文章里說若干年之內，只有兩本外國小說的英譯本在美國市場上取得過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紅》，另外一本則是旅居法國的中國作家戴思杰的《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
帕慕克不用說了，我在電視上見過他的專訪。當時他為土耳其國內的少數民族主持公道，為此惹上官非，引起國際關注。后來帕慕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中文版也在我們國內有了不錯的銷路。至于戴思杰，當時還是個陌生的名字，或許這跟他用法語寫作有關。很快我了解到他的作品在各國好評如潮，而且獲得過一些重要的獎；“巴爾扎克”一書還被拍成很受歡迎的電影。
年輕時我和詩歌界有過接觸。當時不少詩人最愛談論的，就是“國際影響”。為了一個詩歌節，或是其他什么出訪活動的參加名額，圈子里能傳出好些流言蜚語，甚至人身詆毀，其八卦程度，跟演藝人士能有一拼。假如所謂國際影響的標準就是放洋倆仨禮拜，那么中國的國際名人還不多可敵國？起馬爾薩斯于地下，肯定能把老先生嚇活過來。高行健得諾貝爾獎那會兒，文人們那份如喪考妣，呼天搶地，也就順理成章。高的大作我看不進去，可至少不比大江健三郎的昏話更難讀吧？瑞典人發獎金，又不在我們這兒征人頭稅，吞了搖頭丸似的瞎激動什么呀？
本人年事日增，不玩那套雅人深致，床頭只有幾本奎奇頓的恐龍傳奇，和唐娜·雷昂以威尼斯做背景的探案故事。我讀小說一要作奸犯科，二要裝神弄鬼，中國土產限于《西游記》、《陸小鳳》、《革命時期的愛情》這些。有人欣賞虛構人物在家長里短的醬缸里的曼妙泳姿，要不就是性——性也是人際關系——這些我在現實當中已經受夠，不想跑到本來屬于想象的領域，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說這些題外話，是想表明本人將作為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讀者，而不是文學從業人員發言。
我認為，一個作家是否成功，不論是在母語還是外語世界，首先要看他的作品在社會文化生活當中是否“可見”。比如，前文所說的“巴爾扎克”可以在各國大書店里見到，顯然符合這個標準。而且該書得過的獎項貨真價實，不是拿一些中學生評委的說法蒙事兒。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標準。那就是一個作家的風格是否為其他同行效仿。在亞洲人里，我只知道村上春樹做到了這一點。你可以像我一樣不拿他當回事，但他百玩不厭的那種迷離情調，確實影響了西方不少年輕同行的寫作，而且其中有些已經算是名家。恕我孤陋寡聞，不知道我們哪些同胞享有這樣的美學影響。
戴思杰進入我們的視野之前，僑居美國的哈金已經儼然名家。作為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第一個中國人，他在國內得到的褒貶已經不少。這些議論有案可稽，不用我再多說什么。除了一點，那就是哈金至少不是國內一些人所說的那種“半吊子”作家。這種誤會或許源自他們所讀的中文譯本。
有一個我認為十分嚴肅的問題很少被人提起，即那些使用外語的人，通常會有一種修辭上的“特化”傾向。為了更加“地道地”使用外語，他們可能傷害了語言更加重要的品質。當然，如果這種說法成立，它也僅僅對于高手有效。我請教過兩個懂俄文的朋友。他們告訴我說，《洛麗塔》（以我個人的趣味，其原文的美妙程度企近了人類語言能力的極限）的俄文譯本極不理想；而且這個譯本，還是出自納博科夫本人之手。作為俄國文學的門外漢，對于這種說法只能姑妄聽之。也有作家通過外語寫作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貝克特。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請教專家。
流寓海外的中國作家當中，我更感興趣的是裘小龍，這是一種更加真誠的興趣。個中緣由倒不是他的書賣掉過多少本，得過多少獎，上過哪些排行榜。首先，作為英語詩歌研究的專業人員，他在出國前曾為中國詩歌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他的譯作，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至少1980年代那伙詩人當中，幾乎人手一冊。再一個原因就是，他寫的是偵探小說。我一直相信，中國類型化小說，尤其是偵探和科幻小說發育的欠缺，表明我們的當代文化在智力上，仍處于令人沮喪的混沌狀態。
上述名家之外，我還聽說有個中國詩人出版過丹麥語小說。我佩服任何一個能夠學會丹麥語的中國人，更不用說拿它寫書。除了小說，有一本叫做《山色》的自傳在美國很受歡迎。作者陳達（音譯）用質樸的筆調講述“文革”期間，他在湖北黃石農村的成長經歷。
至于漢語作家，平時注意更少。我在科隆一家書店見過一本文摘類小說選，里面收錄有徐星的小說譯本。我不會德文，不清楚那是他的哪部作品。書上標明是小說，因而作者肯定是小說家徐星，而不是那位同名的古生物學家。此外紐約的龐—諾書店曾經把衛慧的《上海寶貝》推薦為當年的暑期讀物。這些都是值得祝賀的成績。也是在龐—諾書店，我見過一本中國小說的英文版。翻譯后的書名是《紅罌粟》，講四川藏區一個土司的故事。這本書顯然沒能得到預期的成功。據說好萊塢有人要把它拍成電影，不知后來進展如何。當時的漢語媒體為這個譯本的出版熱烈歡呼，講得挺神，但我不信。
有人形容魯迅一個人在鐵屋里吶喊。如今我們有一群作家作鐵屋之吼。屋內振聾發聵，屋外卻應者寥寥。有人把這歸咎于漢學家的翻譯水平。對此我所知不多。不過我在圖書館里翻閱過兩本中國小說的英譯，起碼是文從字順，比我們那些詰屈聱牙的什么純文學強多了。也有人抱怨西方人總是用樂府采風式的態度對待中國文學?？烧l讓那么多的記者忙于虛構，而把紀實寫作的職責推卸給小說家？
（責任編輯 孟湯 實習生 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