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史上最長報道 | 極罪：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下）

■ 接《極罪：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上篇、《極罪：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中篇

2004年10月22日，南京老人方時偉和王選等一行6人自費赴日指證“細菌戰”。（郎從柳/圖）

|再戰：這是中國人的訴訟

細菌戰訴訟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事件。因為細菌戰從來就是一段被日本與美國聯手抹掉的歷史。“中國人有一千條理由，一萬個權利來揭露罪惡的細菌戰事實。”

2005年7月19日，關于日本細菌戰損害賠償的審判在歷經40多次開庭、近八年時間之后，終于將有一個結果了。

這場審判是在審判本世紀最大規模的國家犯罪之一，是在審判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殘虐行為。雖然其結果可能亦如以往所有相類的起訴一樣被日本法院宣布“敗訴”。然而，這場審判終于廓清了一段曾經被漠視、被某些人極力掩蓋的歷史的本來面目。

無力的正義

不是我“要”賠償，而是日本政府“應該”賠！

幾乎在所有對日訴訟的案件中，中國的原告都是被動的。半個世紀前，他們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F在，他們是沒有文化的，年老體弱的，又窮又苦的底層老百姓。對于外面的世界，他們毫不知曉。他們孤零零的，除了依靠日本律師，他們沒有可能與強大的日本政府抗衡，他們只有被動地聽從來幫他們打官司的日本律師的，而不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

“在一些日本律師眼中，中國和日本的社會、法律、文化等存在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對他們來講，中國原告的一些要求在他們看來是不現實的，加上日本律師本身行事謹慎，所以沖突常常有。”參與辯護團工作的中國律師劉惠明說。

王選在原告和日本律師中間充當著溝通的角色。但有時候溝通常常是用爭吵的方式進行。王選的聲音會忽然高起來，情緒激動，脖子上的血管暴起，眼睛直視對方，語言如爆豆般地迸出。而日本律師通常是點頭，外表表現得非常地客氣和謙讓，但讓他們認同卻非常地難，除非他接受你的觀點。

關于訴訟請求，有的日本訴訟律師勸告王選：千萬不要提錢。

“怎么不能提錢？不是我‘要’賠償，而是日本政府‘應該’賠！怎么關系都倒過來了？”王選和律師吵。要提錢，但不僅僅是錢。和王選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他說王選已經和他吵架100回了。

而王選則說一瀨敬一郎的“壞脾氣”，只有她王選才可以忍受。

王選承認，自己常常用強硬的方式來爭取認同和自己心靈深處的戰爭創傷有關。尊嚴與屈辱的較勁，她說，日本人不會了解這些，他們都是和平年代的新一代，戰爭的記憶只在他們父輩那里。但作為一個受凌辱的國家的后一代，而且又比人家落后貧窮，那種受傷的感覺會時不時地冒上來。“和日本人吵架，吵到最后，戰爭的陰影就冒上來了，盡管我知道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2000年11月，當日本律師與鹿島建設在東京高等法院就花岡慘案的起訴達成和解，當國內媒體以花岡勝訴進行著宣傳和報道之時，最早看到和解書的王選卻立即明白這不是一次勝利，不是中國人想要的東西，而是日本律師主持的單方面和解。當王選把和解書傳到國內，被日本律師認為是一個巨大進步的判決，卻成了對花岡幸存者再一次的侮辱。

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出發點不一樣，想達到的目的也有不同。這對王選是一個提醒，中國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選決心不讓這樣的事在細菌戰訴訟中發生。于是，她對日本律師說，“給我一個位置”。直到1996年，王選還只是調查團的一名義務翻譯，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原告團團長、總代表這個身份是抓權抓來的。”王選毫不避諱地說，我是一條紅線，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來，只有我能把中國的原告擰成一股繩，只有我能代表中國的原告。中國的原告不能108個人，108個想法，必須團結一致。

1998年1月20日，在義烏召開第一次原告會議的時候，王選就告訴大家，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官司，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十個月后，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就在義烏成立了。

王選曾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被認可的NGO，但卻一直沒有得到同意。

不過，這卻是一個真正的組織，它被180名原告所認可，它代表千千萬萬的死難者出現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聲也在國際上漸漸產生影響，并為世界所認可。

1998年第一次開庭，王選就是以原告總代表的身份在法庭上作陳述的。

揭露是為了記憶

能夠見證這段歷史的人正一個個地瀕臨死亡。不揭露出戰爭的殘酷性就沒有正義和公道。中國不依靠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永遠不能討回尊嚴。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注冊律師只有18000人，但卻有200多名律師義務參加到細菌戰的訴訟之中來。

為了便于行動，日本律師組成原告辯護團，一瀨敬一郎被推為細菌戰訴訟辯護團事務局局長，日本律師公會理事會會長土屋公獻先生任原告律師辯護團團長。一瀨在東京的律師事務所，成為訴訟的大本營，所有原告文書都是在這里制作的。

辯護團原來認為原告在30名左右較為合適，因為10名以下不足以說明問題，而50名又會導致前期準備工作過于龐雜。辯護團確定的原告條件是：由于細菌戰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以及由于細菌戰而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人。不料，一下子出來了108人符合條件的原告。

108人的工作是極其艱巨的。日本律師是義務工作，常常只能利用休假。他們極其認真，僅義烏崇山村日本律師就來了8次，律師調查團來了4次，會談了54個家庭。他們一天的工作是12小時，晚上的時間則用來整理錄音并把它們打印出來。有時候整理出來發現一次談話不行，就接著重新來過。

1998年2月16日細菌戰訴訟第一次開庭。王選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進行了陳述。為了這個千字發言，王選思考了一個月，有一個星期吃不下飯。她的眼前總是浮現著一個個身體蜷縮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雙雙期待的眼睛。開庭前，她陷入了一種感情狀態，手腳發硬，人也很難受，險些無法承擔法庭陳述，但她最終還是站在了法庭上。

崇山村因細菌戰死過人的208戶，30個原告，在訴訟期間，已經有10人離世。能夠見證這段歷史的人在王選身邊一個個地滑向死亡的深淵。

還有像王培根、王榮良這樣的人，沒有他們對細菌戰的調查，就不會有這次的訴訟。

還有那些日本人。他們做這件事，不會有一分錢的收入，到中國的調查全部的費用都是自己掏。不僅如此，還要受到日本右翼的打擊和排擠。

還有那個看管6個“試驗材料”的松本博——他曾給那些做“試驗材料”的中國人煙抽，想辦法不讓煙冒上去被人發現，和他們說話，在他說出邪惡之前，就已永遠背負了罪犯之名。

……

王選說，雖然她沒有經歷過戰爭，但她沒有想到自己心里的創傷是那么深。在整個過程中，她時時發現自己浮沉于自尊與恥辱之中?，F在，這一切都將有一個結果了。不揭露出戰爭的殘酷性就沒有正義和公道。中國人不依靠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力就永遠不能套匯尊嚴。

記憶并不是為了恨

這是日本法院首次在歷史上認定這一戰爭犯罪。這就是勝利。

這是第一次對細菌戰這種人間極罪的審判。也許原告律師的陳詞、證人證言以及王選的陳述能讓日本法官潸然淚下，能讓日本政府的代理人面色鐵灰，能讓茫然無知的日本人感知中國人的想法，但很多時候，這依然仿佛是場一個人或者少數一些人的戰爭。

從調查到審判，細菌戰訴訟已經走過十年。中國的原告們42次前往日本。有時，中國原告實在無力承擔就由王選一人出庭，她獨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還有日本的律師們，40多次開庭和20多次赴中國調查取證。一次次的開庭足以拖垮堅強的意志；一次次的敗訴足以讓最堅強的信念產生動搖；一次次的飛渡重洋足以讓人囊中空空……

2002年8月27日，一審宣判。這一天，王培根專門準備了擴音喇叭，召集了原告和村民。美聯社、路透社、BBC以及日本朝日新聞等十幾家媒體也齊聚法庭外，能容納120人的103號法庭甚至無法容納趕來旁聽的聽眾。結果并沒有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敗訴”。

王選疲倦沙啞的聲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響起：敗訴，但我們勝利了，因為細菌戰的事實第一次被確認。在這場目前為止中國對日訴訟規模最大、原告人數最多、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訴訟中，中國細菌戰受害終于露出冰山一角。

1997年8月10日，當朝日電視在黃金時間播出著名記者近藤昭二在中國細菌戰受難地實地拍攝的紀錄片——《隱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殺》時，許多日本人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殘酷的事實。雖然，片中表現出的中國人的憤怒與仇恨讓許多日本人不安，但他們不知道那些罪惡曾經的受害人，他們的權利意識才剛剛覺醒，而歷史卻沒有結束，因為正義一直沒有昭顯，加害者沒有得到懲罰，受害者的心靈沒有得到撫慰。

雖然中國民間對日的一系列訴訟，慢慢撬開了曾經被視為鋼鐵般堅硬的禁區——劉連仁案突破了訴訟時效問題。福岡勞工案中，法院第一次承認政府和企業共同對勞工實施了不法侵犯行為，同時法院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