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建國前夕毛澤東關于多黨合作制的構想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部分國民黨起義將領和民主人士同游天壇。前排右二李明揚、右三程潛、右五張元濟、右六陳明仁；后排右三李明灝、右四程星齡

老報人楊奇的新著《風雨同舟》，記述了1948-1949年間中共地下組織護送旅港民主群英秘密北上參加政協的事跡，是當今關于這一段歷史的最為翔實的記錄。

此書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關于1948年中共在“五一口號”中倡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隨后留港民主人士對此熱情呼應一事。

楊著稱：“李濟深等12人代表民主黨派在1948年5月5日發給毛澤東響應電報，由于輾轉傳遞，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了復電。”而復電并無進一步的實質內容，只是要民主黨派繼續討論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范圍等問題。而所謂時機地點，皆取決于戰爭進展，又豈是這些民主黨派所能討論的呢？

那么，在西柏坡與香港電報往還之際，毛澤東對聯合政府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呢？

斯大林在觀察毛澤東,毛澤東也在觀察斯大林
其實這時，毛澤東就聯合政府問題的真正商討對象并不是香港的民主黨派，而是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他正急于親赴蘇聯面見斯大林，首要的問題就是請示如何處理與民主黨派的關系。這時中共與斯大林之間，正就這一問題相互觀察，調整步驟，尋求共識。

組織“聯合政府”，原是1944年中共提出的政治口號，一直以來就是中共爭取民眾的強有力口號，它使中共在輿論攻勢上一直處于主動地位。但到了1947、1948年，這一口號的內涵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它是隨著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國際上美蘇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變化的。

在1944年，這是一個向蔣要求“分權”的政綱，核心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組成在國、共平等合作基礎上的多黨制政府；而據毛澤東此時對戰后的國際格局的預計是美蘇走向聯合，因此，中國在國際上應是一個與蘇美兩大國等距離相交的國家。而到了1948年，中共已明顯取得軍事優勢，“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已不復是“分權”的政綱，而是一個“全面奪權”的政綱了。那么，不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聯合政府又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呢？中共與其他民主黨派如何分權？而此時已是冷戰初期，在國際上是實行與美、蘇等距離外交，還是“一邊倒”？在這些大問題上，斯大林在觀察毛澤東，毛澤東也在觀察斯大林。

正如毛澤東后來曾說過的，斯大林是到了中國派出志愿軍到朝鮮才真正信任中共的。也就是說，很久以來，斯大林認為毛澤東在國內有“農民立場”的傾向，而國際主義立場是可疑的。

而對毛澤東這時的政治姿態有決定性影響的是“東歐因素”。以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和蘇聯組織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為標志，美、蘇兩國為爭取和控制東歐國家的斗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東歐各國參加“聯合政府”的一些民主黨派，掀起了一股為了爭取美援而脫離蘇聯的政治行動，為此，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國共產黨自1947年3月開始，分別采取了一系列行動，限制了親西方的黨派活動，清洗和逮捕了一大批親西方政客，改組政府。到1948年初，東歐國家基本結束了戰后初期共產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局面。由于處于這樣一個國際和黨際的環境中，為了爭取斯大林信任，毛澤東在就“聯合政府”問題向斯大林請教時，便采取了一種更“左”、更加“國際主義化”的口徑，與其公開的口號和一貫立場都有極不協調的地方。

據解密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文件，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電報稱：“在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時，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榜樣，一切政黨，除中國共產黨外，都應退出政治舞臺，這將大大加強中國革命。”也就是說，在國家體制上，中共要采取與蘇聯等東方集團一致的政策。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就此問題的復電一直拖到1948年4月20日，他指出：“我們對此不能同意。我們認為，中國的各種反對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的中間階層，它是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它們將長期存在下去，因此中國共產黨在保留領導權即領導地位的情況下，需要把它們爭取過來與之合作。也許將來勢必要把這些政黨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國人民民主政府中去，而政府本身則宣布為聯合政府。”最后還補充一句：“告訴您，在南斯拉夫，除共產黨外，還有加入人民陣線的其他一些政黨。”我認為，正因為有了這一復電，中共才啟動了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籌組政協的行動。

但聯合政府如何聯合？權力如何分配？毛澤東還想向斯大林當面請教。故毛澤東在收到斯大林電報的6天后，即4月26日，致電要求親自前往蘇聯請教斯大林，并考察東歐國家的人民陣線工作，所要請教的問題中居于首位的，就是“關于與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關系和召開政協會議問題”。然而，這一次的赴蘇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以上函電資料引自A·列多夫斯基作、彭卓吾譯：《米高揚赴華的秘密使命》一文。文章收入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交往錄》）

正在毛澤東迫切要求就聯合政府問題赴蘇請教的時候，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6月作出了正式開除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定。其中最大罪狀就是“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危險”。而此前的一個多月，斯大林告訴毛澤東，南斯拉夫并不是一黨制。所以，毛澤東對于聯合政府具體組成形式就更加謹慎，更要摸清斯大林對多黨合作的真正態度。于是在7月4日，再次提出赴蘇聯請教的要求。但再次遭婉拒。

“東歐因素”對中國的影響蘇方的態度與斯大林的雙重標準
直到1949年初米高揚秘密來華，與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進行了八天會談，通過兩黨面對面溝通，蘇方明確表達了力促中共盡量快些成立新政府的態度；中共亦在此時明確,聯合政府將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為骨干，對民主黨派，準備繼續團結他們，照顧他們，給他們在政府部門的各個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那么，如何才能保障共產黨的主導地位，避免東歐一度出現過的“資產階級叛變”呢？那就是實行議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不采用東歐初期的人民民主代議制，更不實行英美式的三權分立。在新政府中，由毛澤東任政府主席，周恩來任內閣總理也應是在這段時間定下的。在外交方針上，則明確了以蘇聯為中心的方針?？梢哉f，只有到這時，中共高層對聯合政府的對內對外的思路才真正明確。

那么，斯大林為什么在對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中國與東歐采取雙重標準呢？到1949年7月11日，由斯大林親口對劉少奇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東歐及德國的資產階級不一樣，那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戰爭中與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不同，他們在對日作戰時沒有投降日本，而且斯大林還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反美情緒。這就是中國可以組成聯合政府的原因所在（據師哲口述《中蘇關系見證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在聯合政府問題上就真的如此前后矛盾？非也。我們不能單從他的公開宣言和某封函電去判別其真意。要在他的多變與不變之間、策略與理念之間作辯證分析。

毛澤東的變與不變
首先，他對政治制度的階級性有深刻認識，這點他與斯大林的觀點相同：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無產階級作為領導階級，可以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作為同路人一起革命；到了社會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政權具有獨占性，而決不與其他階級分享?；厮莸?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初，曾一度宣布今后“政府由一個蘇維埃政黨轉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里，無須經過任何革命，只要通過蘇維埃的決議，就可以實現”，這是早期的工人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多黨制構想。到1922年季諾維也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宣布布爾什維克是“惟一合法的政黨”，才真正完成從一個階級專政到一黨專政的必然邏輯。

可以說，毛澤東對農民階級的評價歷來高于斯大林，而對資產階級的警惕，則同于斯大林。第一次國共合作與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都保持著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根據這一認識，毛澤東對自由資產階級是采取從聯合到斗爭，再戰而勝之的策略的。他在1947年10月27日寫的一段話，最清晰地表明毛澤東對將來聯合政府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真正態度，這是他在修改《中央關于反對劉航琛反動計劃的指示》時寫的：“在蔣介石打倒以后，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但并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文集》八卷本第四卷312頁）這是一個先聯合后拋棄的方針。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大策略家，毛澤東關于聯合政府有左中右三套語言：最左的是向斯大林說的，即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電報中說的排除民主黨派的“一黨制”，這是為了向蘇聯明確立場用的。最右的是向公眾說的，即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和1948年“五一節口號”中提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是爭取民主黨派和群眾支持用的。居中的是1947年10月27日的黨內指示：對資產階級先聯合后拋棄的策略，這才是毛澤東的真正思想。實質上已預示了后來政府構成的演變：1954年開始政府副總理不安排民主人士，1957年在政府部長中減少民主人士，1975年政府部長完全沒有民主人士。

都說毛澤東善變，其實，善變的是策略，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