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澧：抗議奧運火炬的是何種西方人

拉薩3?14風波之后――當局早晚要用“風波”一詞定性的（否則就是公然推行民族歧視政策了），敝人理性愛國，用詞上走先一步――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歐美，奧運火炬接力受到很多人的抗議。這些抗議者，主要是什么人？像國內宣傳的那樣，他們是死不改悔的種族主義者？或是準備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的死硬帝國主義分子？

火炬傳到舊金山那天，有好事者記錄了一段中國學生和美國抗議者的對話，發在海外報紙上。抄譯如下。

美抗議者：“自由西藏！”

中國學生：“這不干你的事。”

美抗議者：“這當然是我的事，人權是每一個人的事。”

中國學生：“你的祖先來美國后殺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你為什么不批評他們？”

美抗議者：“他們錯了，但我現在無法對他們做什么。但這并不能給予中國政府在西藏同樣行事的權利。”

中國學生：“美國政府正在伊拉克殺人。你為什么不去阻止他們？”

美抗議者：“我一直在運用一切機會去抗議我的政府。”

中國學生用的完全是國內的宣傳語言；但美國抗議者并不是要殺印第安人的殖民者，也不是要打伊拉克的帝國主義者，他根本不為美國辯護。兩人雞同鴨講。

其實，對美國社會比較了解的人都知道，喜歡上街的是左派；真正思想上、感情上抵制社會主義的右派，更多是待在家里，聽聽諷刺民主黨的脫口秀笑話。那位美國抗議者，如果你說要去抗議ＣＮＮ辱罵華人，他或許會說“同去同去”。他甚至可能比你還左，還會加一點階級斗爭理論，聲稱ＣＮＮ被軍火集團控制，曾為入侵伊拉克制造借口。美國大學里有的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教授，教出了一大幫左派學生。這位美國抗議者，在人權問題上有不同認識，但他肯定不是反華分子。他去抗議，并不是對中國和華人有惡意。

就是某些似乎像“反華分子”的人，比如向市議會提議授予嘛喇賴達“榮譽市民”稱號的巴黎市長德拉諾埃，也曾在2003年ＳＡＲＳ期間，接受我國駐法大使邀請，上中餐館赴晚宴，扭轉了巴黎中餐業的一時冷落。這位市長在法國算左派，他在人權問題上有不同認識，但決不是“反華分子”。當年春節，他還在市政府舉行了首次中國新年招待會呢。

說到ＳＡＲＳ，就要提到這次趕來北京的法國總統特使拉法蘭。溫總理當著記者的面，明明白白地說：你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期間，你當時作為法國的總理，如期訪問中國〔筆者注：當時各國政要都推遲了訪華日程〕，至今我們還記憶猶新……我們是把你作為老朋友來歡迎和接待的。但在新華社和ＣＣＴＶ的新聞報道里，這段話卻略掉了。留下的是溫總理闡明了拉薩事件真相以及中方的原則立場，拉法蘭則說歐洲和法國公眾應增加對西藏真實情況的了解。再傳到憤青那里，就成了傲慢的法國人終于低下了他們的頭顱。

法國人并不是我們的敵人，只是當輿論導向是鼓吹“愛國”時，我們的宣傳常常“忘掉”了西方人的友好表現。

毛澤東曾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從對西方人的幾十年不變的刻板宣傳定義出發，是找不出解決我們當前問題的方針和政策的。某年，我國一個高層代表團去美國談判ＷＴＯ事項，當時的駐美大使被人戲稱為“紅衛兵大使”，代表團對學生講演時說：生產一雙鞋子，中國工人只拿到兩美元，但在美國要賣一百二十美元。言外之意，錢是美國賺的，這對美國有利。美國商人或許聽了高興，但美國人并不都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愿來聽講演的學生，肯定關心政治。其中很有一些年青人，生在基督教家庭，見到自己生活這么好，非洲黑人那么窮，心中充滿負罪感。又當“弒父娶母”的反叛年齡，恨不得把父母的基業全分了，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美麗新世界。就在這次講演前不久，哈佛學生靜坐，要求把校服制作移出某國“血汗工廠”。你說中國工人只拿兩美元，學生們更覺得你們那里都是“血汗工廠”了。左派學生才不管美國賺多少錢呢，哈佛學生就不在乎買校服多出錢。

這話對議員講也不成。議員競選時，往往聲稱自己是從下層奮斗上來的，他們也不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個別真的當過資本家的，也不會承認自己“唯利是圖”。結果，這次游說，對美國國會和民間輿論的觸動就很小。

其實，如果思想再解放一點，步子再大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美國人喜聞樂見的人權角度開講。就算“血汗工廠”吧，也使農村婦女有了高于務農丈夫的收入，大大提高了她們在家庭的地位。再基于事實開點夸張的玩笑，來一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只怕就會有議員站起來說：先生，我被你說服了，我一定投票支持中國加入ＷＴＯ。

國內宣傳里的對西方人的不實之詞，從前誤過事；如果堅持相信下去，將來還會誤事?，F在離奧運會不足一百天了，我們要警惕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