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如歷史，自己有腳

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臺灣人沒聽過，大陸人不知道它其實源自意大利。幾十年后民謠歌手蔣明唱它，唱出的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9月17日，作家龍應臺在銀川當代美術館做了一場有關音樂的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講述她記憶中的臺灣“流行歌曲”。這場講座也是銀川豐收（音樂）狂歡節的項目之一。

首次抵達銀川的龍應臺，在飛機上就被感動了。“很多現實的事情會遮蔽了原來的感覺。但我所有對中國大陸內心的樸素情感，都在飛機降落前從窗口看到大西北這片土地的那一瞬間蘇醒了。這就是土地的力量。”

《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確”，正是它藝術成就的核心原因。

凡有戰爭，就會有壓迫性的忠君愛國大規范，《四郎探母》卻哀傷地唱愛情、親情，談寂寞和思鄉，在最殘酷的時代里撫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

創作者寫一首歌，并不知道那首歌是否會成為“流行”，甚至長期流行，成為“經典”。一旦“流行”，代表歌里有種東西，能夠打動當時社會很多人的心。如果長期流行，代表著那首歌里有種東西能夠跨越時空，觸動不同時代的人心。

所以，一首流行歌曲，能夠透露出非常豐富時代訊息。

人生第一支流行曲是《四郎探母》

我是住著日式的房子長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讓你盤腿而坐的，但是剛剛倉皇渡海而來的人，怎么會盤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張藤椅，七歲的我看那張藤椅，怎么看都是一張破爛——體重下沉的地方藤條斷裂，破了個洞，但父親坐在那里，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著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歲的我所看見的汗衫，怎么看都像一條破抹布，因為不斷搓洗，薄到幾乎要破，腋下還有一點肥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汗跡。

我的七歲，1959年，是父親因為戰爭離鄉背井，到一個海島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斷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為馬上就會回家的希望，逐漸變成了絕對回不了家的痛苦覺悟。

他坐在那個鋪著榻榻米的房間里，背對著光，光從他后面一格一格的木頭窗子照進來，把他的輪廓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窗臺上有一個留聲機，黑膠唱片在轉，他在打拍子，跟著唱。他大概已經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經聽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不少動物，鳥啊、龍啊、老虎?。?/p>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想當年沙灘會一場血戰，只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

中間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在唱什么。但我知道叮叮咚咚過一會兒，要唱到“母親！千拜萬拜折不過兒的罪來”。這時，父親就會從口袋里掏出那折成整齊方塊的手帕，低頭擦眼淚。

京劇雖然稱為“劇”，卻主要不是拿來看的；懂戲的人“聽戲”，不是“看戲&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