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2008 祭王元化】異聞與逸聞——與王元化有關的故事

“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想，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王元化2004年抄寫魯迅語錄

“毛、羅談話”

魯迅之子周海嬰最后一次見王元化是今年4月，其時王元化已盤桓病榻多時，那一次是他們的永訣。

王元化與魯迅家人素有往來。

1942年，王元化在儲能中學教國文，周建人在那里教生物。

抗戰時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雜志叫《婦女界》，1939年，受地下黨委派，王元化去幫助雜志做 編輯指導工作，許廣平是雜志的主要負責人。王元化總希望從許廣平那里聽到魯迅的逸事，然而他從許廣平那里得到更多的是：魯迅也是普通人，不要神化魯迅。

1982年，魯迅長孫周令飛去臺灣跟一個女孩結婚，臺灣的報紙將之宣傳為“魯迅的后代投奔臺灣”。有人向周海嬰施加壓力，要求他脫離父子關系。周海嬰以上海召開魯迅紀念會的理由打電話給王元化，說外地有些紀念魯迅的會議組織者不讓周令飛在會議上發言，請王元化向有關領導反映一下。當時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告訴周海嬰：上海市不會這么做。

周海嬰為魯迅版稅繼承權打官司，也得到了王元化支持。

訴訟起源是這樣的：周海嬰到了日本，看到內山丸造遺孀生活非常困難，回來后向出版社建議，將魯迅著作的日譯本版稅撥出一部分資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連日譯本的樣書也不給他一本，他覺得自己的權益沒有得到尊重。

王元化公開說：“如果我們承認他也是一個公民，也有合法權利，那就應該依法辦事。”

后來也是在王元化幫助下，“魯迅原葬地”石碑得以在現在的宋園、當年的萬國公墓立碑。

令周海嬰懷有感激之心的，還有對《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孤證的求證。

周海嬰的《再說幾句》一文中寫道：“1957年，毛主席曾到上海小住，聽說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城、羅稷南。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如果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會如此冒昧，生性直率的羅先生卻講了出來。毛主席對這個問題十分認真，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關在牢里還要寫，要么識大體不做聲。”

“毛、羅對話”是周海嬰從羅稷南的侄子那里聽到的。由于這段對話屬于“孤證”，又事關重大，在寫作《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時候，周海嬰寫好了又抽掉。

2001年7月，周海嬰拜訪王元化時提及此事：“元化先生告訴我，應當披露這件史實，此事的公開不至于對兩位偉人產生什么影響，況且元化先生告訴我，他也聽說過此事，是他的肯定使我下決心寫出這段孤證史實。”

《魯迅與我七十年》出版以后反響很大，尤其書中毛、羅關于魯迅活著命運的對話，引起各方解讀甚至批評，因為其“孤證”使周海嬰面臨極大的壓力。

曾被打為“胡風集團分子”的王元化對周海嬰的回憶錄評價甚高：“許廣平解放后也出版過回憶錄，當時環境不允許把什么都講出來，比如解放后被打倒的胡風、蕭軍等，許廣平在書中就不能不盡量避開。海嬰寫回憶錄是在九十年代，顧慮少，真實性強，書中有不少地方顯示了海嬰敢講真話的勇氣，不為尊者諱，也不為親者諱。把很多事情都寫了出來。”

后來電影藝術家黃宗英也提供了佐證。

2005年黃宗英以毛、羅對話現場證人身份發表文章紀錄那次對話，那樁既非軍事秘密，也非黨內絕密的談話，藏在黃宗英心里四十五年：“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的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分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但是，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

黃宗英疑慮重重請教律師，律師回答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

黃宗英寫出了她記憶中的毛、羅談話（刊于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現場見證者還有演員趙丹，她還找到攝于當時的照片——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黃宗英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

學者丁東對此評述說：“毛、羅關于魯迅命運的對話實際上意義很大，看起來只是一件具體的事情，但是毛澤東對魯迅命運的態度實際上顯示出執政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毛澤東能不能容忍魯迅，也就是能不能容忍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是王元化給了周海嬰解密這段歷史事實的信心。”

“異化風波”

1980年代，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對意識形態的反思成為思想界的主潮。“人道主義”與“異化”論成為當年引發思想界激辯的敏感話題。

周揚在馬克思逝世百年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發言《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成為當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導火索。而周揚的這個報告是正是由理論家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執筆完成的。顧驤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了那次經歷。

1983年2月15日，周揚秘書通知顧驤去天津，顧驤與王若水當天抵達周揚療養的天津迎賓館，王元化則從上海趕到天津。“我們知道自己的任務是協助周揚同志起草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報告稿。天津迎賓館人稱‘天津釣魚臺’，是為毛澤東主席等建造的‘別墅’。園中主建筑為四座別墅，據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的，周揚和我們一起住的是‘周’的別墅。”“文革”結束之后，周揚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作些科學探索，力求在理論上發現新意。他挑了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三個人。

“先是討論，我們談了兩天，每人半天，若水先談，元化次之，我再次之。”顧驤回憶說。

王若水與妻子離婚需要開庭，不得已在第三天回京，執筆起草工作落到王元化與顧驤身上。

“報告”分四部分，顧驤寫第一、四部分，王元化寫二、三部分。為了保證寫作不受干擾，周揚聯系天津市委對賓館進行了封鎖。賓館有兩道門衛，外人無法隨便進入。周揚與夫人蘇靈揚、王元化、顧驤以及秘書小丁，還有一個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間。王元化和顧驤在自己房間里寫作，周揚則在他的客廳里讀書。稿子交出，周揚改稿。

沒人想到，文稿后來在全國范圍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

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在自述《十二個春秋》回憶道：“1983年3月18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周揚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一個《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周揚身體不好，只念了一個開頭，后邊的內容是由播音員讀的?！度嗣袢請蟆吩跁霭l放了一些講話稿清樣。”

當時鄧力群正住在醫院檢查身體，他是為周揚的講話特意從醫院出來的：“聽著聽著，就覺得有問題，特別是關于異化問題。按周揚的說法，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周揚的說法與過去的說法不一樣。鄧力群沒有立即斷定周揚的說法是錯的，只認為是新說法，有疑問。鄧力群的另一個疑問，是周揚所說的人道主義——感覺周揚的語言和赫魯曉夫的語言、提法差不多，講法也有問題。

使鄧力群意外的是，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報》沒有用新華社發的新聞稿，獨家發表了周揚講話的詳細報道，并預告“全文本報另行發表”。

其時，周揚的講話稿已分別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和賀敬之審閱。

顧驤回憶說：“大約過了三天，耀邦將講話稿退了回來，只是在名字上畫了圈，沒有講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過了。”出人意料的是，報告會第二天下午，傳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消息：會議休會兩天，會期延長兩天結束。后來知道，出席報告會的中宣部理論局負責人盧之超在7日下午，通過胡喬木秘書，向胡喬木做了報告，并“說了盧之超的一點看法”。

盧之超的看法是：“在這樣的場合，以周揚的身份，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門，就對涉及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發表自己與黨的文件和當時宣傳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見，不大合適。”

3月16日，鄧力群看到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周揚講話全文。此時，學術的問題變成一個組織紀律的問題了。結果是《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副總編輯王若水作出檢查。

“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是鄧力群1983年6月4日在中央黨校批評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話中首先提出來的，后來又增加了新的內容：文藝、新聞、教育等方面都有“清污”任務。

11月5日，周揚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就他所發表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不久，胡喬木發表了批評周揚的文章《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1984年1月26日，胡喬木寫了一首詩給周揚：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時……雨后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

然而，此情此景并未出現。

1989年7月31日，周揚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清除精神污染的一個直接行動，就是中紀委派人到上海調查王元化為周揚起草講話稿一事，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領導小組，由夏征農任組長——王元化的宣傳部長已成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