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邵建：尋找愛國的真理由

■邊緣人語
人是國家的首要，制度的重要也就此凸顯。制度是用來保障人的，人的社會生活及其他，必須依賴制度。由人而制度，愛國就是愛人，制度也就進入愛國的視野。
不可以對自己國家說 “不”而只能由國家對個人說“不”，一定是在制度上出了問題。

我個人不贊同那種說法，認為愛國不需要理由。任何事都有它的理由，包括愛國。其實即使聲稱愛國不需理由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至少你是出生在這片土地上。生于斯長于斯，這當然是愛的理由，并且是人類最原始的感情之一，值得尊重。但，對我來說，僅僅如此，似乎不夠。比如我出生在長江邊的某個城市，并生活了很長時間，可是我對這個城市無甚好感。夏天那么熱，冬天那么寒濕，春天又像盲腸那么短。而且“文革”時有關我自己的童年記憶——那是災難——全部發生在這個城市，我真的找不到喜歡它的理由。當然你說你可以離開，是的，我很慚愧，我一直沒本事能讓自己離開，也許還要在這里終老。但你不能因為我出生在這里，愛就成為必須。一個城市如此，比城市大的地方，也是這個道理。

在現代文明社會，一個人（比如我）對一個國家的愛，除了上述那種值得尊重的原始感情外，還需要其他的理由。那么，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理由呢？我前兩天作了篇《像胡適之那樣愛國》，那是由先賢胡適之顯示出來的一種愛國風范，對今天有啟示。1930年代，國土危難，有所謂愛國者主張用百姓的生命無謂地去填堵日本人的槍口，胡適很嚴肅地指出：“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么？”這里，胡適的愛國考量是人，是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至少，在胡適眼里，國土如果是重要的，人比國土更重要。“國家”這個概念框架，應當是一個三維支撐，人、國土，還有制度。首先是人，沒有人，國家無從談起。國土不言而喻，它由國家的疆域構成。然而，在人與國土之間，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制度。國土是看得見的，如果它是一個國家的硬件支撐，制度就好比是軟件。它雖然看不見，但卻是現代國家得以運轉的靈魂，如果可以把國家比喻為一具身體的話。在胡適那里，人是國家的首要，制度的重要也就此凸顯。制度是用來保障人的，人的社會生活及其他，必須依賴制度。

由人而制度，愛國就是愛人，制度也就進入愛國的視野。對現代人來說，愛制度恰恰就是愛國的一項理由，甚至它往往成為現代人的首選。盡管它并不排斥上述那種來自古老原始感情的愛，但它顯然也是對那種愛的必要的超越。踐履這種愛制度甚于愛故土的人，如果要舉例，恐怕沒有比馬克思更合適。這位大胡子先生有過一句名言：“工人沒有祖國。”因為無產者在他的國家中如果受壓迫，而該國家在制度上又不能解除之，馬克思就認為他其實沒有國家：這表明了制度之于國家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制度符號比國家符號更重要。因為，是制度而不是國土，才是一個國家的形象。馬克思出生于德國，可是他卻長期流亡于英國。他無法忍受當時普魯士的專制制度，因此用腳投票，寧可選擇客居倫敦。馬克思不是在選擇國土，而是在選擇制度。馬克思日日夜夜都想推翻那個由英倫國家所表征的自由主義制度，然而，就是這個制度不僅容留了他，而且容留了他那極為激進的推翻理論——因為這屬于言論自由，哪怕是反對自己?？梢栽O想，馬克思自己的國家及其制度，能夠容忍他像對英倫制度那樣說“不”嗎？

不可以對自己國家說“不”而只能由國家對個人說“不”，一定是在制度上出了問題，比如前蘇聯。前蘇聯國土遼闊，疆域最大，但它制度落后。那個落后的制度讓人感到最幸福的事，居然是秘密警察上門逮人，那個人不是自己而是鄰居。如果說亡國會有亡國奴，那么，像前蘇聯那樣，雖然沒有亡國奴，但國人卻被劫持為“國奴”。對國奴存在的那些國家，如果說愛，那就要努力改變這個國家的制度。讓制度真正成為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人的庇護，庇護他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和財產自由。

愛國先須愛人，愛人無法不關注制度。記得以前在《南方都市報》上，我曾把當年胡適的愛國稱為“制度愛國”，今天，我愿以此觀點與抵制家樂福的愛國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