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祭罷炎黃祭女媧？
東亞三國，在需要民族認同的時候對歷史的追溯和神化，就好像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都希望說自己的歷史長，自己的文明好，而且都要想方設法證明它是來歷久遠的“自主產品”，并不是別人祖先下的“蛋”?？墒?，這種爭先恐后把自己家譜上溯到虛無漂渺處的做法能夠證明什么呢，是否反而會引起“歷史的競賽”并引起“無盡的爭執”呢？
新疆出土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圖，女媧執規，伏羲執矩
轉眼又近清明。
也許是“每逢佳節倍思親”罷，清明歷來是懷想親人的時候，除了郊外踏青看綠草初生，最重要的事兒就是掃墓祭奠，面對已逝的先人聊慰思古之幽情。據說，各地都在籌備祭祀活動，弄得古人在天之靈分身乏術，忙著趕場子接受香火朝拜。一天，在研究室默坐，冷不丁電話鈴聲大作，讓我著實吃驚。原來，有人從河南打來電話，說要隆重祭祀屬于他們縣的葛天氏，希望我也參與一份。
葛天氏算不上顯赫人物，只在《呂氏春秋》中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這么一筆，《史記》里面只是閃閃爍爍地說“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身世既說不清經歷也道不明，充其量，算是古代傳說中的一個樂師。我雖姓葛，卻從來沒把他當自己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總覺得與其找玄之又玄的傳說人物放在祖宗名錄上掛帥領銜，不如高攀兩晉之交史傳有據的葛洪，雖然他跡近道士，但有名有姓也還夠得著。聽罷電話，心里有些詫異，這種你也祭我也祭，古人身價看漲，人人都有三牲供奉的當下風景，實在讓人納了悶兒。
翻檢行事歷，看了看報紙，發現近年國內各種祭祀，最隆重最大宗的除了曲阜祭孔，就是祭祀炎、黃，煙火繚繞供奉在上的，為何是儒家先師和人文始祖？細細想想，漸漸從中悟出些道理來。
在歷史的頭上戴一頂神話的帽子？
炎帝陵前香火不停
不過，歷史轉型時代中的歷史學處境很尷尬，通常，歷史學家們希望在公眾心目中，承認“歷史”是“科學”，不太愿意坦承“歷史”有時也是“虛構”。其實這本來不必隱晦，自古以來歷史學家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溯光榮歷史，構造偉大系譜，形成凝聚力和動員力，確立政治合法性和權力的神圣性。和司馬遷差不多同時代的《淮南子》里就說，為什么要制造黃帝？就是因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所以“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這是一個習慣和傳統。遠的不必說，像“天生玄鳥，降而生商”、“履大人之跡”，就是在歷史頭上戴一頂神話帽子，就說二十四史里面，那個原本“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長劉邦當了皇帝，史家也要幫他虛構受孕時“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的故事，外加上后來在豐西澤中斬蛇的神話。甚至連原非華夏的契丹人，當他們建立王朝時，也要像我們說“東方紅，太陽升”一樣，編造一個耶律阿保機母親夢見“日墮懷中”，他出生時滿室有“神光異香”的故事。這很難免，不止是中國，世界諸國亦如是，按照一種歷史學理論說，在民主的現代觀念沒有普及，天授王權思想還有效的時代，每當王朝更替，都得編一段神話，說得現代一點兒叫做“建立王朝合法性”，說得傳統一些就是“神道設教”，借了神話嚇唬民眾說，這個王朝是你們的“天”，這個皇帝是你們的“神”。
炎帝黃帝便是讓漢族中國人遙想遠古，認定四海中國本來一家的象征。在民族和國家都風雨飄搖的晚清民初，尋找認同符號（Imageofidentity）是個很重要的事情。沈松喬教授舉出好些例子，像1903年，章太炎作《祭沈禹希(藎)文》，特意用“黃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的紀年，1908年，同盟會就在東京遙祭黃陵，1935年，中國國民黨推派中央執監委張繼、邵元沖“致祭于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轅軒氏之靈”。特別有趣的是，1937年中共陜西蘇維埃政府遣派林祖涵代表蘇區人民致祭黃陵，還宣讀了毛澤東、朱德所撰祭文。在文學領域，最有名的是魯迅1903年寫的那首詩，“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盤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軒轅就是那黃帝了。
沒想到九十多年以后，某主管科技的高官居然用這首詩當了歷史證據，申斥疑古的歷史學家，誰說中國沒有黃帝？為什么不能用黃帝紀年？當然，可以理解的是，這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或者“中華民族到了最富裕的時候”，需要一個“神圣”的“念想兒”，作為動員力的來源，作為民族認同的符號，也作為宣示國威的象征。
朝鮮人棄箕子，重新高攀檀君并認祖歸宗
朝鮮高攀的檀君
不過，凡是說近代中國的那些事兒，常常不免要扯上東鄰西舍。其實，不止中國人愛追溯光榮歷史，這又不是什么獨門暗器不傳之秘，你會的他也照樣會。在對歷史的“發明”中，有關民族和國家起源的神話總是最為緊要、也是最容易想起的一環。中國人愛說五千年文明史，埃及人愛說六千年文明史，隔壁的朝鮮人呢？也一樣會追溯光榮歷史?；蛟S，是因為曾經為殖民地、又夾在日中之間的緣故罷，這種歷史癖好朝鮮似乎比中國還強。
朝鮮人高攀的是檀君。這里要多說兩句歷史。原本，朝鮮人曾相信自己是“箕子之國”，問題是所謂“箕子之國”的說法，并不出于朝鮮而來自中國。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說，“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東漢時代中國人想象箕子把文明帶到了朝鮮，早期朝鮮人也在很長時間里承認自己接受了來自箕子的文明。朝鮮古史書里像金富軾的《三國史記》就毫不忌諱地提及這碼事兒，直到李朝朝鮮建立后，他們還說古代“箕子受周武之命，封朝鮮侯”，因此朝鮮國王受明朝太祖之封也并不是什么恥辱。連稍后的朝鮮世宗國王也說，“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賴?！?BR> 不過，箕子只是殷周之際的人物，供異國人作祖宗，有點兒像老話說的“反認他鄉是故鄉”，除了說“此間樂不思蜀”的劉禪阿斗之外，換了誰心理上也不舒服，要讓一個民族“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就不能不“再造歷史”或“重認祖宗”。因此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李朝朝鮮對滿清中國越看越不順眼，他們便打算自樹一幟，要重新找到“檀君”認祖歸宗了。近來，看到孫衛國君的論文《傳說、歷史與認同》，里面就對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的歷史作了清理，他的論文讓我們看到，在強調朝鮮民族獨立和自我文明中心的時候，檀君的想象開始被放大，而箕子的歷史漸漸被遺棄。
什么是檀君朝鮮？韓國人說檀君朝鮮，就好像中國說黃帝中國。原來，傳說中的檀君是天帝桓因后裔，天帝之子桓雄率三千人降臨太白山頂檀樹下，而桓雄與熊女之子，就叫檀君王儉，檀君建都平壤，于是有了朝鮮，檀君在位一千五百年，后為阿斯達山山神，活了一千九百零八歲。追溯上去，朝鮮建國應當在中國唐堯時代，遠在箕子之前。這個故事最早始于高麗時期的《三國遺事》，但來歷不明得就像“不雅馴”的黃帝傳說一樣，最初朝鮮官方也不認可，世宗在1427年就冷冷地說過，“檀君統有三國，予所未聞”，而很多相信證據的朝鮮史家也表示質疑。不過，由于這種傳說比箕子故事更支持民族自尊，所以，也有很多人私下里愿意相信傳說。特別是，當他們看到大明被大清取代，華夏衣冠換成了辮發旗裝之后，他們漸漸希望從中國籠罩下掙脫出來，也就越來越趨向重新書寫“去中國化”的歷史，把這種光榮的系譜追溯到桓雄、桓因、檀君。很妙的是，這種取向在近代，由于一方面得到歷史學家對箕子傳說進行科學批判的支持，一方面得到民族主義者擺脫中國籠罩重建朝鮮歷史的意圖的支持，還加上日本殖民主義者試圖從中國陰影下重塑朝鮮的意圖，在近代朝鮮，雜糅了民族情緒和追根風氣的檀君傳說，居然漸漸蔓延開來，反倒成了歷史溯源的主流。
歷史真是充滿吊詭。如果說，在科學史觀下，中國學者對黃帝傳說的批判瓦解了中國民族認同的舊神話，而日本和朝鮮學者對箕子傳說的批判，卻成就了朝鮮民族認同的新神話。朝鮮人推導出檀君誕生在公元前2333年11月3日，并以信奉檀君而創立了新宗教，他們把這一天稱為檀君節（后改稱御天節，最后定為開天節）。1921年11月3日，漢城即今首爾還舉行了開天節的慶賀儀式，以后，每逢這天韓國民眾都舉行活動來紀念檀君誕生。1948年，光復后的韓國第一次國會討論用檀君紀年，以檀君誕生的公元前2333年為檀紀元年（一直到1961年12月，韓國國會才通過法律，改檀君紀元為西歷紀元）。
日本推崇百萬年前的天照大神為始祖
這不奇怪，1903年，中國的劉師培也發表了“黃帝紀年論”，他說所有的民族都要追溯起源，而黃帝就是四億漢族的祖先，是“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因此他提出，應當學日本以神武天皇紀年，以黃帝降生之年為紀年開端。這個說法得到很多人的響應，據沈松喬研究，當時章太炎、黃節、陶成章諸人，以及傾向革命的雜志如《江蘇》、《黃帝魂》、《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等等，在當時都開始以黃帝為紀年之標準，黃帝紀年蔚為時尚，至今還有人覺得這個紀年實在是長了國人志氣。
當劉師培想出“黃帝紀年”的時候，啟迪他的是日本。日本盡管常常對外來文化是“拿來主義”，但是在保護自己文化上其實很固執，就像丸山真男說的那樣，“深深的古層”和“執拗的低音”始終支配著國民意識。比中國和朝鮮更早，日本人在重建現代民族國家中也在追溯歷史上動過很多腦筋。在日本與中國漸漸分離的江戶時代，那些要把日本“從中國文化中拯救出來”的國學者，就曾經重新敘述日本早期歷史。從賀茂真淵（1697-1769）抨擊中國思想凸顯日本之道的《國意考》、本居宣長（1730-1801）重寫日本神代史的《直毗靈》，到平田胤篤（1776-1843）追溯日本古道學的《古道大意》，都在把傳說當作歷史，把神靈算作人物，千方百計上推日本“神代史”，像本居宣長就維護《古事記》對于日本起源、天照大神以及天皇的傳說，把這種“日神精神”看成是日本認同的象征，顯示出重寫歷史的強烈愿望。
到了明治時代，為重建統一國家，閑置了近七百年的天皇居然又重新成了凝聚國民的神圣象征。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對構造歷史系譜格外重視，對于“徐福東渡”之類故事，似乎和朝鮮人對“箕子傳說”一樣耿耿于懷。新的民族國家需要新的神圣權威，明治時代日本不但要重新確立天皇的象征性權威，而且開始對天皇歷史進行神化。他們根據《古事記》、《日本書紀》傳說，說日本元祖天照大神是“生命與光明的最高大神”，而從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經歷了百萬年之久，而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即位的，相當于中國周惠王十七年。明治年間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就是“大日本帝國乃萬世一系天皇統治”，這里所謂的“萬世一系”，就是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重構的日本歷史，這個歷史可就長著呢。
如果這樣算來，日本的文明史就比徐福早多了，也比來自大陸的歸化人早多了。徐福是什么人？是秦時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史記》記載，他是秦始皇派出去到海上尋找三神山上的長生不死之藥的，據說他率領了童男童女數千人到了一個海上的“平原廣澤”（即日本九州），就在那里稱王定居不再回來了，那一年大約是公元前210年。一千多年后的唐代，有人寫了一首詩送給日本和尚空海，說“禪居一海隔，鄉路祖洲東，到國宣周禮，朝天得僧風，山冥魚梵晚，日正蜃樓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磥?，當時空海也承認這個徐福到日本傳播了周代中國的文明?？墒?，明治時代的日本人，還能承認自己就是徐福后人，而日本文化是“周禮”之遺韻么？獨立和強盛的日本不能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接著國學者的說法，宣稱“做人要有做人之道，做人之道首先要知道祖先，也要知道國家根本，要知道國家的根本，就要知道天地開辟，而天地開辟的歷史就在我國神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之中”。
這就是“世間萬物皆變，惟吾皇統永恒”。
否認三皇五帝，會“動搖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國家不利”
歷史年年重演著舊劇目，觀眾換了一輪又一輪。馬克思當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曾說，一切歷史事變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皻v史常常有驚人相似”這句話很對，歷史之所以可以反復上演而不被人們厭倦，因為在不明就里的新觀眾看來，舊劇目似乎總是新的，不免依然看得興致勃勃。
其實，當下的炎黃祭祀熱過去不是沒有，對于炎黃百般崇敬甚至神化的劇目更是不斷重演。這讓我想起八十年前的一場風波，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校、顧頡剛等編《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被明令禁止發行。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禁止這本書，只是因為關于古史的敘述中不僅沒有三皇五帝，而且認為“堯舜揖讓的傳說，沒甚根據”，一部分是流傳的神話，一部分是托古改制的瞎話。作為建設一代人民族國家意識的歷史教科書，很多人覺得，必須追溯超越埃及、希臘、羅馬的古老歷史，以證明民族的獨立與悠久、文明的古老和神圣，否則，人會面對他族望洋興嘆，失去自豪與自信。當時的《醒獅周報》發表了一篇署名“阿斗”、題為《一件比蔣桂戰爭還要重要的事》的文章，記載一個叫做叢漣珠的山東曹州重華學院學董，一本正經地上文呈請政府禁止這部教材，而國民黨大佬戴季陶更嚴肅地說，你教科書否認三皇五帝，會“動搖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國家不利”，“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個祖先”。在這份報道上，作者形象地描述了國務會議的情況，“戴季陶這一天神色倉皇，一手握著這幾本教科書，一手抵在桌上，在會議席上大放厥辭，認定這兩部歷史是一種惑世誣民的邪說，足以動搖國本”。胡適看了看這份報紙，無奈地笑笑，把它小心地剪下來貼在自己的日記本上。
同樣的戲碼在中國演，也在日本演，就在幾年后，在日本有一個叫做津田左右吉的學者，和顧頡剛的古史辯學說一樣，堅持用“無征不信”的學術立場考證歷史，寫了《日本上代史的研究》、《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研究》等等著作，指出應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時代的歷史，是層層積累“制造”出來的，很多年代并沒有根據，所謂“神代史是在國家組織整頓之后，試圖在思想上論證國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精心編織起來的神話”，“與其說是歷史的記錄，不如說是思想的構成”。然而，他也被日本右翼攻擊，被安上了“不敬罪”，他的著作同樣被禁止發行，而他本人也被迫從早稻田大學辭職。這一年，正好是日本民族主義以及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1940年。在這個時代，日本由于戰爭，亟須民族凝聚力與動員力，這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上古神話，正好支持了所謂“國民精神”的異樣膨脹，本來取向不一的神道教、儒家、佛教、天主教在這種民族主義大潮中，結成了“精神報國大連同盟”，津田左右吉的歷史偽造說，是一種不協調聲音，難怪右翼分子對這個本來也相當大日本主義的津田左右吉，也要堅決抨擊和抵制了。
奇怪的是，津田的一些思路原本來自他的私淑先生、東京大學教授白鳥庫吉。然而明治時的白鳥演的是喜劇，而昭和時的津田演的卻是悲劇。在日本明治時代重塑歷史的潮流中，白鳥左手寫《關于尚書的高等研究》質疑中國傳說中的帝王堯舜禹，右手寫《檀君考》對朝鮮流傳的早期神話加以批判，在他筆下，中國和朝鮮的“五千年文明和歷史”都被解構。盡管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學術訓練追求真實的歷史學，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明治日本瓦解中國和朝鮮早期傳說，凸顯日本文化自主淵源的意思。怪不得白鳥成了國師級的人物大紅大紫，而津田亦步亦趨把這種歷史方法挪用到日本的時候，卻得了個“不敬”的罪名，被反復追究責任。
歷史真是奇怪得很。
歷史學僅僅是“贏得未來”的工具嗎？
連小孩子也跪在黃帝陵前
毫無疑問，每個國家都會為民族自尊和認同構造一個屬于自己的歷史?！盀榱俗C明自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必須要有一個悠久的歷史，”Michael Sturmer說，“誰提供記憶，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贏得未來?！边@當然沒有問題?？墒顷P于過去的概念只是來自傳說嗎？提供過去的記憶只是依賴一些神話嗎？歷史學僅僅是“贏得未來”的工具嗎？歷史學家一直宣稱歷史就像科學，科學的歷史學面對過去，應當像聚光燈下操手術刀的醫生，面前只有有待挖瘤割瘡的身體卻不是一個充滿愛恨情仇的熟人。那么，追溯過去的歷史學在建構認同和追求真實之間，該何去何從呢？
回到《史記》。盡管秦漢時代炎、黃二帝已經逐漸成為認同象征，設了上畤下畤的祭壇被供奉，但司馬遷還是覺得，“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最古老的歷史檔案《尚書》中沒有記載黃帝，這讓他覺得很為難，只好南下江淮，北上涿鹿，西至崆峒，東達海邊，聽很多老人傳誦黃帝故事，但最終仍然覺得人言人殊。作為史官，他既要尋找一個歷史的源頭，又不好違背歷史真實，于是只好苦笑笑說，“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司馬遷的猶豫讓后來的歷史學家都很困惑，因為這種傳說沒根沒據，而有限的記載好像又有些不盡光彩，清人梁玉繩在讀了《史記》后說，就算是黃帝實有其人，歷史記載中的他忽而擁護君主，忽而犯上作亂，“日尋干戈，習用軍旅”，實在不能算是人文楷模，為什么要留下來放在《史記》當歷史源頭？
我沒有去過炎帝陵和黃帝陵，只是在照片上瞻仰過那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覺得夸張有些奇怪，我也沒有參加過祭祀炎黃的活動，只是覺得呼喚了幾十年破除迷信的政府官員面對虛構神祇卻叩拜如儀，不免有些異樣，學界中人有的像相聲捧哏一樣為這種事情考證，也實在煞有介事得滑稽。隆重其祭祀，巍峨其建筑，也許到頭來只剩下兩個意思，一是期待它成為旅游資源來賺錢，一是花錢賺吆喝，讓它當精神動員力的浮夸象征。關于虛耗公費的前者，我們無話可說，關于事關歷史的后者我卻要問，為什么老是“藥方仍販古時方”？你看東亞三國，在需要民族認同的時候對歷史的追溯和神化，就好像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都希望說自己的歷史長，自己的文明好，而且都要想方設法證明它是來歷久遠的“自主產品”，并不是別人祖先下的“蛋”，可是，這種爭先恐后把自己家譜上溯到虛無漂渺處的做法能夠證明什么呢，是否反而會引起“歷史的競賽”并引起“無盡的爭執”呢？
其實，檀君也好，天照大神也好，炎黃也好，始終是有人在質疑的，不說司馬遷那么早的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龐樸先生好像就寫過文章，半是考證半是調侃地說，黃帝原本大概是黃河皮筏子?？墒?，嚴肅的歷史證據畢竟架不住重塑歷史的潮流滾滾而來，就在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河南和甘肅正在爭先恐后地“隆重祭祀三皇之首伏羲”，看看人頭攢動的盛況，不覺暗暗吃驚，朋友來信說，連唐代人編出來的《三皇本紀》，有人也提議要重新放回被顧頡剛他們鄭重刪去的標點本《史記》前面了，那么，下面要追溯和祭祀的是誰呢，是女媧嗎？
2008年3月15日于上海
(文中小標題系編輯所加）
（責任編輯 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