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致陶亢德函及其他

左圖為2013年11月北京“嘉德”拍賣的魯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手跡，右圖為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書信》中的同一封信，但多了稱謂，少了“著安”后面的句號。這個句號成了一個謎。（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讀陶潔先生的《魯迅與我父親陶亢德》（見2016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使我想起了當年參加魯迅書信注釋工作的一些往事，以及與魯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相關的若干史實。

1976年10月，我進入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工作。注釋組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項是注釋魯迅后期的《且介亭雜文》，另一項是注釋魯迅1934-1936年致外國人士的書信。我參加的是后一項工作。當時還在延續流行的“三結合”做法，有兩位來自工廠的“工人理論隊伍”代表也參與注釋工作。1978年4月，注釋組安排的訪問巴金的任務就是工人代表黃成周先生和我一起去完成的。另一組由林月桂老師與一位康姓女工人代表組成，她們在1977年10月訪問了陶亢德。這就是陶潔先生文中所述“兩位上海師范學院女教師”到她家訪問一事。訪問記錄整理稿刊載于注釋組編印的《魯迅研究資料》。這部資料集有1977年10月油印本和1978年鉛印本兩種，“供魯迅著作注釋和研究”的“內部參考”，但內容并不一致。訪問陶亢德的這份記錄篇幅很短，油印本中關于魯迅書信已經只字未提，鉛印本還刪去了油印本最后一段關于鄒韜奮的回憶，因為這與注釋魯迅著作并無直接關聯。

陶亢德1983年去世，前一年我單獨訪問了他。那時注釋魯迅書信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1981年版《魯迅全集》也已出版。我向陶亢德請教的是他與郁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