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東西文明的異同

（向春/圖）

編者按：“古今中西”是近兩百年來中國有識之士關注的大問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從張之洞等人的中體西用到李澤厚的西體中用，各種說法都有。前提之一是，我們要更到位地理解中西文化之間的異同。

2016年10月始任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杰出海外學者的林安梧先生，于本月13日在山大做了一場題目為《東西文明之異同及其研究方法論的省思》的演講，對東西方文明的異同等根源性問題，做了提綱挈領的分析。山東大學研究生王冰雅對演講進行記錄整理，我們略改短了標題，供讀者參考。

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為二的，分而為二必須有第三者作為連接。神人分而為二中間有一個“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來連接，后來教會作為代表。物我分而為二中間有話語概念的連接，作為主體對客體的掌握。中國物我合一，通過氣來感通。人己分而為二需要有契約、法律來連接。人己通而為一，是以一體之仁通而為一。

東西文明對比是一個很寬泛的話題。為了避免空洞，從經驗的覺知講起。哲學取決于個體生活世界存在的覺知，經由概念的反思而提升為理論的建構。這個過程中需要豐富的知識系統，需要典籍的教養。做學問需要“五證”：歷史的考證、典籍的佐證、科學的驗證、邏輯的辯證和心性的體證，這五者各有側重，需要相互交融。

儒教和基督宗教不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是，但又不是西方意義的宗教。孝悌、仁義、忠信是其教義；四書五經是其教典；周公、孔子是其教主；至于教團，是以士君子自居的，發散性的教團，他們不必登記，也不用受洗；敬天法祖則是崇拜對象。儒教不是一個信靠的宗教，而是一個覺性的宗教，是喚起人們內在的覺醒，而一神論的宗教是要求信徒臣服最高的絕對者，唯一的人格神。

我對東西文明比較的思考，受到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影響，也受到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先生的啟發。大學期間，我聽了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課，后來成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早在上個世紀初，很多中國的思想家已經開始關注東西文明對比的問題。譬如梁漱溟，他提到“意欲”的概念，認為意欲向前是西方文明，意欲向后是印度文明，意欲適中是中國文明。這個說法有局限性，但它的意義在于指出了人類文明有諸多形態，中國文明有別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這是儒家最重要的特質。

對本質主義的反思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興起韋伯熱。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著作對整個漢學界影響很深。他認為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選擇性的親近關聯。

他的說法在某個意義上有歷史的因果性。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和現代化聯系在一起，他認為中國也應當發展出資本主義精神，但是中國的宗教是儒教和道教，這跟資本主義精神不相關。我認為這個論斷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人類文明確實跟它的宗教、跟它的精神內核有密切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有命定的關系。我反對方法論上的本質主義，歷史上的方法論是非常多元、非常豐富的。

但是目前在學術研究中，仍然存在本質主義的論斷，譬如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