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上的鮑勃·迪倫

鮑勃·迪倫（漫畫）（視覺中國/圖）

鮑勃·迪倫對民間文學史尤其是英美民歌歌詞傳統的挖掘、借鑒、發揮，充滿了經典意義和啟發性，深具知識分子的自覺，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土。但是同時，他又不是僵化的知識分子，在他一騎絕塵而去的身影背后，一路灑下了精英的呆子們已經被捆死的瀟灑的靈感，噴薄著來自窮街陋巷、曠野大地的生命原力和騰騰熱氣。

這篇文章最初有個標題，“文學不是你們家的，鮑勃·迪倫不是我們家的”，其時有感于騰訊采寫的中國文學界對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反響而命名。一批中國作家，在基本上沒讀過迪倫作品的前提下，就能噴發出那么多意見，說明了我們這個文明時代迷失的深度。

從這個案例已經可以清晰看出，改變今天我們的生活準則、見聞習慣，極為必要。閱讀，通過權威渠道、有效信源、學術遴選機制而非刷屏轉發，極為重要。一個基本上以傳言為信息方式的新野蠻時代，正在跟我們眉來眼去、勾肩搭背、打得火熱，耗散人類的認知力，加大信息的成本，消解生命的真實意義。

一個24小時都是新聞的世界，就是一座地獄——這是鮑勃·迪倫說的。一個隨時隨地、24小時都是手機客戶端的世界，是十八層地獄，這是我感受到的。

我讀鮑勃·迪倫不多。認真讀過的，受當年渠道所限，1960年代有一部分，另有1975年專輯《路上的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1979年專輯《慢車開來》（Slow Train Coming）的一部分，1985年專輯《帝國滑稽劇》（Empire Burlesque）、1990年專輯《紅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的全部。這之后，迪倫繼續發表作品，2000年代和2010年代不斷，但除了其2004年自傳《編年史1》（Chronicles： Volume 1），我都沒有認真讀過。歌曲聽過三百多首，但不是每首都認真對照著看了歌詞。

1960年代： 接受時代命題的挑戰

迪倫1960年代的詩歌，其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對時代命題的擔負，這時代命題之重和擔負其力量之大，在人類歷史上均可稱為罕見。1960年代是個動蕩的年代。不只美國在動蕩，整個世界都在動蕩。人類價值觀，經歷了震動、顛覆、翻轉、洗禮，并通過社會思潮、社會運動、社會動亂，呈現出來。要講清楚這個動蕩，不容易，也不是此一小文章所能承受的。簡單地說，人類價值觀的關鍵部分，人類各個地區的支柱性觀念，都發生了巨震，而且，巨震席卷了大眾的參與。比如人生意義，社會理想，此岸和彼岸，愛國思想，世界大戰尤其是核子武器所帶來的人類毀滅可能，人類理智和非理性，正常和不正常，性別分界……迪倫直接承載了時代命題，寫出了一系列勢大力沉的詞作。在展現1960年代的廣度和深度上，在容納時代信息的驚人吞吐量上，鮮有其他詩歌甚或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能與之匹敵。那里有一種似乎是非人力所及的磅礴，人見海嘯只能望洋興嘆，卻有異人將海嘯容于胸中，再讓它像大雨傾盆而下，灑向世人的頭頂，迪倫1960年代的詩歌，就像是如此。

好像是民間智慧老人再生，迪倫用那樣的口吻，一個說書人的口吻，那樣唱，那樣觀時代風云變幻，看歷史滄桑演化。是的，一個游吟詩人，一個野史官，一個巫師，一個預言家，那不只是他歌曲的音調，也是他的嗓音，他的詩歌口吻，是他的歌詞所傾瀉的烏泱泱的意象。詩歌中曾有這種擔當，這種特質，比如荷馬的史詩、杜甫的詩史，比如雪萊的預言，比如拜倫、惠特曼、聶魯達甚至T.S.艾略特對大時代的擔負……但隨著書齋式詩人的坐大，這些東西在日益精細的現代詩歌中隱了形?，F在，迪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