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讓老師

現在想來,人一生中在一位偏愛你的老師的關心下成長,真是件幸福的事。

責任編輯:朱又可

《紅太陽升起的地方》(版畫,1974年)(黃永玉&楊先讓/圖)

去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推出了一個項目:“邀請全球120位重要當代藝術家,從館藏中選出最擊中他們內心的作品與觀眾分享”。我選擇了法國畫家米勒的《干草垛:秋天》。最“擊中”我的是米勒,這讓大都會的人著實有些詫異。

我分析了畫中天氣的變化:在秋天,農民必須在雨季到來之前完成收割,此時農民內心的焦慮被畫中聚集的烏云表述著。遠處村舍一縷溫暖陽光,強化了情感被帶入的張力。米勒用平等的方式描繪人物、生靈、草垛、農舍。畫家以農民對土地依賴的宿命視角,表達的是對自然給予的感恩。

我的解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特別滿意。我心想,當然,我有與畫中同樣窮苦的農民共同生活和焦慮的經歷,我有我的老師從我們的社會視角對米勒的解讀。

“文革”結束,我有幸進入了中央美院。在那個“假大空”遺風還未清理干凈,又開始迷戀歐洲學院素描和形式美探索的年代,楊先讓老師給我們灌輸的卻是這些之外的東西——樸實的藝術。他講得最多的就是法國的米勒和中國的古元。

他說,“米勒主張‘我的綱領是勞動,無論誰都非進行體力勞動不可,其余一切全是空想的打算’。這是米勒藝術的根底,正如希臘神話中的安泰離開大地就不能生活一樣”,讓我們理解米勒藝術靜穆與沉默風格的來源。又說:“米勒不用那種使人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澀不清的情節,去讓讀者打啞謎(現在看,這簡直就是當代藝術的通?。?,而是通俗易懂、簡明單純的藝術方法。”他還從馬克思對法國農民利益與資本不可調和的矛盾分析,引導我們懂得藝術背后更大的命題。

楊先讓近照。(作者供圖/圖)

二年級第一學期,楊先讓老師、詹建俊老師帶我們去遼寧興城海邊寫生。我們八個同學,由兩位大畫家老師帶著,每天帶著畫具,撒出去,晚上收回來,把一天所畫擺出來由老師點評,這真叫“時代寵兒”。有一天我在船上畫補網的漁民,那天好像開竅了,有意識避免漂亮筆觸和流行線條,體會著老師說的:“畫速寫不是要求畫得快,而是要求畫得實在,像米勒那樣,要有生活味兒。”我那天決心用米勒的“態度”把對象實實在在地畫下來;一實在,勞動人民的辛苦滄桑、破衣爛衫就出來了。展示作業時,大家覺得把勞動人民畫得也太苦了(這可是感情問題),我心里也沒底了,看楊老師怎么說吧。

那次楊老師表揚了我:“徐冰比較認真踏實,每天都進步一點,上次那一張總的來說還可以,但不能使我滿意。這一張補上去了,開始有點真實的生活味了。”(受了表揚,筆記本上記得還挺清楚。)

學生的試探,就像蝸牛伸出的觸角,敏感又脆弱,一旦受到損傷也許就再也出不來了。在思想進展的某一時刻,某人的一句話、一個點撥,都是至關重要的。設想,在那個節骨眼上,如果換一個人點評: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向莫迪利亞尼那樣,用強烈的形式感表達普通人的內心……這話都沒錯,那可能我今天就是另一個徐冰了。

這就是老師的作用。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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