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共同性”的建構與瓦解

（向春/圖）

西方文明在當前的疲態，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悲觀的前景。20世紀時那些看起來美好、非常符合人性要求的政治思想，該不該對此負些責任呢？

《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

[美]特倫斯·鮑爾、[英]理查德·貝拉米 主編，任軍鋒、徐衛翔譯

商務印書館，2016

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和約》在巴黎簽署，作為英國財經官員參加談判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卻對此深感震驚、充滿沮喪，他認為協約國強加于德國的苛刻賠償條件，并不能解決橫亙在歐洲各國面前的主要問題，相反會導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國后，凱恩斯用了僅僅兩個月時間，憤而寫了一本《和約的經濟后果》，對《凡爾賽和約》的缺陷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補救辦法，如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有關條款、解決各國之間的債務、進行國際貸款、改善與俄國的關系等。書中指出，在一個日新月異、充滿不確定性且時刻面臨貨幣動蕩以及人口過剩的世界，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經濟以及政治觀念和預設已經過時。

后人閱讀《和約的經濟后果》這本書，多會為它鏗鏘有力的文風、妙語連珠的慧見、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擊節贊嘆，然而，除了書中的尖刻嘲諷所透露出的道義憤慨之外，人們更需要意識到的是，這本百年前的政治經濟學巨著把人們對經濟學的認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蛘邞撜f，它與凱恩斯后來的一系列傳世之作，尤其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起，開辟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而它所帶來的改變，又不僅僅在知識領域，而且是對現實世界的推動。

“凱恩斯主義”強調以規范經濟供給為核心從而確保充分就業。1940至1960年代，飽受兩次世界大戰折磨的歐美各國，紛紛以此調整經濟和社會政策，那些困擾了歐洲和美國多年并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難題，竟然真的煙消云散了。盡管戰后西方世界長時間的繁榮與和平，并不一定完全拜“凱恩斯主義”之功，但相比戰前，政府頻繁干預經濟，卻成為20世紀中下葉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