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華人高層首度揭秘IMF人民幣“入籃”:“打到最后一分鐘”
消息回到IMF后,IMF內部打得一塌糊涂。至于SDR貨幣中的百分比調整,IMF內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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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是史上首位進入IMF管理層的中國人,推動了IMF年會改革、經濟政策督導改革、人民幣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
消息回到IMF后,IMF內部打得一塌糊涂。至于SDR貨幣中的百分比調整,IMF內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鐘。
這是第一次有一個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加入SDR,是一個里程碑,把發達國家俱樂部的門推開了,這就是了不得的歷史,任何有歷史感的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
我們做了數據分析,然后拿著數據報告去找美聯儲主席耶倫,做了無數次溝通。最后,耶倫終于承認美國對世界經濟波動有影響。這是國際治理機制上的一個進步,挺不容易的。
2016年6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IMF副總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結束時將離開IMF。
IMF官方文稿如此評價:“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失業問題因經濟復蘇乏力而成為各方關注焦點時,朱民先生領導了基金組織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工作。”
朱民是史上首位進入IMF管理層的中國人。他1985年赴美國留學,1991年任世界銀行總部政策局經濟學家,1996年回國供職于中國銀行、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任央行副行長。2011年7月,被任命為IMF副總裁。之前一年,他在IMF擔任總裁特別顧問。六年的IMF工作生涯中,他推動了IMF年會改革、經濟政策督導改革、人民幣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
2016年12月19日,朱民應邀出席南方周末N-Talk年度盛典活動,并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第一次向外界講述他的IMF任職經歷、IMF的工作機制,以及人民幣加入SDR的艱難內幕。
IMF兩次破例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進入IMF的?
朱民:這是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2009年10月,我還在中國銀行任職,正在歐洲出差時,忽然接到通知,讓我作為人民銀行代表去參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年會,大意是赴IMF任職的機會來了,讓我先去和IMF高層接觸。
這件事情的前因是,IMF首位日本副總裁曾有過承諾,任期滿后將把位置讓出來。當時IMF正在改革,考慮在亞洲國家任命一位副總裁,我是人選之一。
我落地伊斯坦布爾當晚,得知日本人改變主意了,事情變得撲朔迷離。第二天上午見到當時IMF總裁多米尼克·卡恩時,他也覺得很尷尬。這天下午,卡恩宣布繼續由日本人擔任IMF副總裁。我的伊斯坦布爾之行好像就這么結束了。這件事還沒開始,門已經關上了。
任命公布后,也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參與國際經濟組織改革,也認為我是合格的人選,所以有人繼續推動這件事情。
南方周末:當時很多人認為你去央行任職,就是為去IMF鋪路的。
朱民:當國內輿論吵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這門已經關了。我是從伊斯坦布爾回國之后,才到人民銀行任職的。當時人行行長周小川非常明確,中國人去IMF任職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國的大事。
日本人再任,IMF有它的考量,這是歷史的延續,日本對IMF的資金支持很大,是IMF第二大股東,IMF也有為難之處。所以我們決定換個戰略談這個問題,找IMF的慣例,發現日本人任副總裁之前當了三年的顧問,它有這個先例。
2009年10月-2010年2月,經過4個月反復溝通和博弈,最后IMF認為,中國加入IMF是世界經濟大勢的需要,為此改變了IMF制度,在原來傳統的一正三副(總裁)之外,領導班子多加了一個特別顧問。所以歸根結底,我能夠進IMF工作,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擴大、國際地位提升是一致的。
回頭看,這是歷史大潮不可逆,中國也抓住了機會,有機會就勇敢去爭取,周小川行長在這里面起了特別關鍵的作用,這是很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1991年,你怎么選擇去世界銀行的呢?
朱民:出國前,我是青年經濟學家,參加過很多改革討論會議,介入改革政策,做很多調查研究,覺得改革開放是中國大事,而世界銀行做的事情,和中國是最接近的。
1980年,世界銀行行長麥克納馬拉訪華,與鄧小平會面。鄧小平說,中國搞改革,我們需要資金,也需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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