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進出史語所始末

岑仲勉（1885-1961），早年畢業于稅務學校，后在財稅、郵政部門任職，52歲時始正式調入學術機構。著名歷史學家。（岑世丹提供/圖）

現在學術界通行的說法，是將岑仲勉之入史語所，歸功于陳垣的推薦。但我們從相關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為學界所知，得益于陳垣的延譽，但聘岑入史語所，是傅斯年長期努力的結果。岑在古文、古史、古音研究方面，并未采納傅斯年的意見，終因學術理念不同離開史語所。

2016年是岑仲勉（1886-1961）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廣州中山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論，紀念這位為中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作出卓越貢獻的學人。岑仲勉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37年以前，特別是從1933年到1937年，主要是通過《圣心》上發表的文字，與陳垣建立了學術聯系，并由陳垣的延譽，漸為學界所知。第二階段，是1937－1948年在史語所工作的十年。這是他治學最勤奮、整理研究歷史文獻最有成就的黃金十年。真正奠定其學術地位的成果，都是在這期間取得的，而且都是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如《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元和姓纂四校記》《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以及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的主要論著。這都是傅斯年所著意表彰岑氏的“史籍碑版”之學。第三階段，是1950年至去世，是在中山大學工作的最后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此前就已一直在從事的《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也是此前相關研究的繼續。同時，開始接受新理論，編撰《隋唐史》教科書。這部教科書的貢獻，是對許多具體史事的考訂，而不在于跟陳寅恪的商榷。

岑仲勉有關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的成果，為中古史，特別是為唐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在當時，學界即已給予了高度評價。1945-1946年，顧頡剛先生與方詩銘、童書業合撰《當代中國史學》，下編斷代史研究的成績中談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即說“以陳寅恪先生的貢獻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創獲亦多，陳先生而外，當推岑氏。著有《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足與勞格、徐松的書并駕”。1939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傅斯年遺札》，史語所，2011年。以下傅致函均出此書）：

全唐詩文札記三冊，弟讀畢嘆服之至。如是讀書，方可謂善讀書，方不負所讀書，此應為一組助理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竊以為史學工夫，端在?？笔妨?，先生目下所校，雖限于全唐詩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義，雖司馬涑水之撰《通鑒考異》，錢竹汀之訂廿二史異同，何以異焉。況其精辟細密，觸類旁通，后來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誠不易事，謹當編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寵也。……日后《姓纂》校成，必為一時之偉著，無疑也。

顧頡剛將他的工作，與清代著名學者勞格、徐松并列；傅斯年則將他與司馬光、錢大昕并舉；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

此外，岑先生一直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最初在《圣心》發表、并引起學術界關注的文字，正是中西交通史的作品。這始終是岑先生的研究課題之一，作品大多收入《中外史地考證》。這些研究，在當時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前引顧頡剛等《當代中國史學》，談到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將岑與向達并列，稱“以向達、岑仲勉二先生的貢獻為最大”；所舉岑先生文，多是發表于《圣心》上的文字。岑氏另外還有一個研究課題，就是古史研究。代表作，大概就是后來收在《兩周文史論叢》（商務，1958）中的文字，主要集中發表在抗戰勝利后的兩三年。這是傅斯年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