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學界伯樂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1933-2016）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學者。曾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等職。著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等書。（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月5日《南方周末》，原題《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追憶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直不遺余力地提攜后輩學者，堪稱學界的伯樂。古人詩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傅先生豈止“不藏人善”，更是能發現、挖掘年輕人之“善”，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說”其“善”，用其“善”。在文史學界尤其是古代文學研究界，被傅先生發現、舉薦而成名的中青年學者，不可勝數。傅先生雖然不是高校的專任教授，但得到傅先生恩澤沾溉者眾多，私淑弟子遍及海內外。

傅璇琮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寫點緬懷的文字，卻總覺難于措手。因為和先生直接接觸的機會并不多，只在一些會議場合見過幾次面，皆來去匆匆，所談不多，我又沒有記日記的習慣，因此對先生的記憶只是一些總體感覺和大致印象，所以遲遲不敢下筆?，F在想來，這種感覺與印象同樣彌足珍貴，它是經過時光淘洗之后鐫刻在心中的印跡，永遠無法抹去。

1984年我在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留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工作。由于我對建安七子有深厚興趣，當時尚沒有建安七子文集出版，就產生整理一本《建安七子集》的想法，于是突發奇想，給傅先生寫了一信，談自己的想法，沒想到，很快就收到傅先生的一封短信。他很贊同這個想法，但又含蓄地說，中華書局已約了其他學者在做這項工作。我收到信，慶幸這個消息來得很及時，使我避免“撞車”。這是我第一次與傅先生的書信聯系?，F在想來，當時給傅先生寫信確實非常冒昧，自己信息閉塞，孤陋寡聞，而且在文獻整理方面的知識準備其實也很不足。傅先生那時研究與行政工作都相當忙碌，還專門給一位素昧平生、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回信。隨著自己年齡與閱歷的增加，每想起此事，愈加感悟傅先生對年輕人的特別愛護之情。

1998年10月，我參加了中國唐代文學第九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說來慚愧，我對唐代文學并沒有特別的研究，當時之所以參加會議，主要出于一個不那么學術的“功利目的”，便是借會議之便去貴州探訪花溪、苗寨與黃果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