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談中國：中國崛起和西方衰落沒有關系

郁建興：我剛剛校對完您的著述目錄，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關于中國的研究。從學科背景看，從社會人類學到政治學；從空間上看，從四川涼山彝族及彝族企業家開始到東、中、西部的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地方政府、企業家，足跡幾乎遍及全中國；從時間上看，從1977年博士論文開始，一直沒有離開過中國研究領域，至今已達四十年，可以說，您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史。

您是一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2016年11月25日，劉延東副總理訪問德國時會見了您。中新社記者在對您的專訪中稱您為“德國知名漢學家”。不過，我從來沒有聽您自己稱自己為“漢學家”。

托馬斯：事實上，我也不接受這樣的稱號。漢學（sinology）最初指國外的人對古典中國的研究，其領域集中在古代中國的語言、文學、哲學和宗教。該術語排除了國際關系和學科取向的研究，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等。我一直覺得，如果有人稱呼我為漢學家，這多少有些奇怪。遇到這樣的情況，我通常會回答，我是一名專注于中國研究的政治學家，而不是漢學家。

在德國，漢學一直主要涉及古代和傳統中國，忽略了現代及當代課題。上世紀70年代初，當我還是海德堡大學的一名學生時，我建議當時的漢學教授開設有關中國當代發展的課程。教授回答說，方才有個學生建議就生活在北方中國的匈奴人的馬鞍開課，而他已經同意講授這樣一門課程。因此，已經沒有為當代中國開課的空間了。

漢學的困境在于，除語言學研究（或者加上文學、歷史和藝術）以外，它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學。這種情形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發生了改變。

郁建興：謝謝您介紹漢學及其在德國的歷程。歐洲興起于17、18世紀的漢學，聚焦于漢語及漢字、歷史學和四裔（匈奴、突厥、吐蕃和蒙古）學等三大項目，大多將中國排除在西方文明概念之外，研究中國是為了以歐洲模式“開發”中國，“文明化”中國。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漢學才出現了分流，即分為傳統漢學研究與當代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