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司法如何面對洶涌的輿論？

（本文首發于2017年3月25日《長安劍》）

“刺死辱母者，被判無期徒刑”。今天的熱點事件，是沉重的顏色。

在曝出這起事件的媒體官網上，相關報道被標上了三個標簽詞：刺死、侮辱、高利貸。將它們的順序倒過來，就是這篇媒體報道的梗概——一個逐步滑入絕望，并終于爆發的故事。

據媒體報道，2016年4月，山東女企業家蘇銀霞向地產公司老板吳學占借款135萬元，月息10%，后無力還款。在自家的公司里，蘇銀霞與兒子于歡被吳學占及手下限制自由。兩天里，吳學占的“催債手段”不斷升級。最“輕”的一種方法，是將蘇銀霞按進有污物的馬桶里。種種令人難以啟齒的凌辱，都是當著蘇銀霞兒子于歡的面進行，“被按在旁邊的于歡咬牙切齒，幾近崩潰。”

從現有信息看，當地警方的處置是：“民警進入接待室后，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此時，情緒激動的于歡從桌子上摸出一把刀，捅傷了四名催債人。事后，一死，兩重傷，一輕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媒體報道，法院認定，“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爭議四起。

相信對于這篇報道，沒有一名讀者會不感到憤怒與震驚，長安君也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