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著火車去閱兵
當年光緒慈禧果真能像榮祿策劃的那樣,稱心如意地坐上火車,親自體驗一番爭論了多年才在華夏大地落地生根的火車,歷史也許真的要重寫了。
責任編輯:劉小磊
甲午戰后,練兵御侮已成為清朝統治者的既定方針。圖為清金陵機器局自制大炮。
(本文首發于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坐著火車去閱兵——戊戌年榮祿精心策劃的大“新政”》)
當年光緒慈禧果真能像榮祿策劃的那樣,稱心如意地坐上火車,親自體驗一番爭論了多年才在華夏大地落地生根的火車,歷史也許真的要重寫了。
時光匆匆流逝,很多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開始沉淀在特定的“歷史名詞”中,內涵漸漸固化,仿佛考生試卷的標準答案一般。諸如戊戌變法那年的“天津閱兵”,留給人們的刻板印象,一直是慈禧與榮祿密謀在閱兵時“廢除”光緒皇帝的陰謀劇情,這是長期受到康有為、梁啟超宣傳影響的結果。慈禧為何要將手無寸鐵的兒皇帝帶到天津去廢掉,甚至還要借助榮祿的軍事力量做后盾?這個連小孩子都糊弄不過去的童話故事,康、梁硬是說得振振有詞,當年就遭到過革命黨人胡漢民的嘲諷。當代學者以審慎的態度,綜合史料,再次考定所謂天津閱兵時“行廢立”純屬子虛烏有之事,不過是政變后康有為等釋放的政治煙霧(參見吳心伯、楊天石的相關研究)。至此,問題似乎也迎刃而解。不過,就此將“天津閱兵”作為一段塵封往事擱置,仍有不小的遺憾。殊不知,這是一項由大學士榮祿精心策劃的“新政”,背后還有不少玄機和隱情。
練兵:榮祿最大的資本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月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發布上諭,宣布九月將陪同慈禧太后到天津檢閱新軍,命新任直隸總督榮祿和辦理鐵路事務的順天府尹胡燏棻做好各項準備。雖然在康、梁后來的話語體系中,榮祿被定性為頭號頑固分子、“扼殺”變法的幫兇,可不得不承認,“天津閱兵”在當時的氣氛下卻是以“新政”的面目出現的,這項決策的提出者正是大學士榮祿。
由于甲午年湘、淮軍的慘敗,清廷的軍事改革提上日程,有過長期練兵經驗的榮祿,捷足先登,漸漸成為督辦軍務處的主事者,掌握了裁汰舊營、編練新軍的實際權力,被認為是當時滿人中“有血性、能辦事”的人。自榮祿編練新軍,咸豐末年以來漢族將帥控制軍權的局面發生扭轉,這自然是滿洲權貴所樂見的,也是他討得慈禧歡心的根本原因。
由清政府主導、各省督撫興辦的練兵、開礦、學堂等新政措施,因為上升不到“制度”改革的層面,以前統統被視為洋務派的“余唾”,很少獲得“好評”。榮祿主導的練兵活動自然也不例外。
平心而言,北洋海軍覆滅后,列強環伺,津沽門戶大開,加速練兵的戰略意義已經凸顯。從胡燏棻編練定武軍,到袁世凱接手,展開小站練兵,創建7000人的新建陸軍;再到將董福祥甘軍、宋慶毅軍、聶士成武毅軍部署京津一帶,足以說明練兵御侮已成為清朝統治者的既定方針,練兵的整體水準也遠遠高于甲午戰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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