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問題與特朗普的選民

福山最近在臺灣發表演說，承認特朗普上臺后受到諸多束縛，無法兌現競選時的承諾，很多政策發生了大轉變。（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

過去八年，進步主義的民主黨人痛感美國制度阻礙了奧巴馬總統的改革計劃，但是他們現在卻贊頌起法院、媒體、州權對特朗普的抵抗來。著名學者福山曾猛烈批判美國政制設置了太多的“否決點”，阻礙了國家的施政能力，但現在看來，能夠制約特朗普的，正是福山之前大力批判的東西。

唐納德·特朗普勝選前后，美國中西部白人工人階級的衰落，在全美引起了重視。這一美國社會曾經理所當然的“主心骨”，在經濟全球化和進步主義話語中一度失語，現在重新回到了公共辯論和政策關注的舞臺。正如許多人觀察到的那樣，社會與經濟變遷威脅的并不是狹義上的“工作崗位”，而是一個社會階層的未來希望和生活方式。有文章說，特朗普的選民并非處于絕對意義上的經濟弱勢，但他們的子孫后代很難有向上流動的合理期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也指出，最近十年，美國中老年白人的人均期望壽命居然在下降，這和經濟衰退，社區崩潰導致的毒品泛濫、酗酒與自殺率提高等現象密不可分。

全球化的支持者或許會認為，白人男性那種建立在性別、種族和美國二戰后特定時期歷史霸權基礎上的社會地位，并無什么值得懷念之處。難道自由市場不是獎勵變通和勤懇者、懲罰頑固和懶惰者嗎？在更吃苦耐勞的第三世界勞工、更開放又更有知識的高學歷者面前，白人男性的節節敗退，豈不是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社會變遷總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兩者間的界限并沒有那么清晰，而正義與錯誤也并不總是那么黑白分明。工人階級也曾經是工業革命的受益者，取代了“落后”的手工業者。良治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總要盡可能照顧到所有人的權益，讓勝利者謙卑，讓失敗者有所安頓。這和某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