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鑄古典翻譯與研究漫談

著名翻譯家王以鑄（南方人物周刊 梁辰/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

“真正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歷史，現在還沒資格。我的想法是老老實實先把希臘羅馬的主要文獻介紹過來。”

——王以鑄

一

2016年我寫過一篇王先生的印象記：“1980年大學入學的第一學期，我就知道了王以鑄先生。世界古代史的課上，孫道天先生總會帶上一疊參考書，隨時翻開引用……講古羅馬史時，又是王先生翻譯的科瓦略夫的《古代羅馬史》……孫先生每當談到這些書，都不會省略作者、譯者、書名，可見他的看重、敬重，可見王先生對世界古代史教學研究的影響之大。王以鑄的大名就此刻印在了我的腦海里。”“孫先生在他的《古希臘歷史遺產》序言里說……‘我國目前的希臘、羅馬水平，除少數專門家之外，總體上還處于知識的普及階段。并不是言必稱希臘，而是對希臘知之尚少。’”

王以鑄先生曾多次談到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狀況：“我國對西方歷史的研究比起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歷史的研究來，無論就廣度和深度而論，都差了一大截。社會科學，特別像歷史這樣的學科，要有一個長期的、艱苦的積累過程才能指望有所成就。”“對西方古典文明我們基本上還是聾子、瞎子，在學術界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這跟孫先生的說法頗近，只是更悲觀。

我想，他是從自己的讀書經歷來看這個問題。他說，“……語言方面我過去學過一點希臘語（包括新約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及初步的希伯來語（不是今天通用于以色列的），還通過法語的有關專著學過一點埃及語……至于同希臘拉丁語有連帶關系的希臘、羅馬的文化歷史，我只算是個愛好者，不是研究者。”“我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或翻譯家，而只是歷史學和語言學的一個普通愛好者，在這方面兼作一些介紹工作罷了。”這個定位，使王先生在他一系列的翻譯研究中，始終以一個介紹者、普及者的身份在工作，前后一致，毫無做作虛飾。

二

在《奧古斯都》譯者序里，他說想通過研究具有典型意義的奧古斯都和他的時代，回答羅馬史里的兩大問題：“為什么正是羅馬，而不是某個古老的東方王國或希臘的某個城邦，成為這樣一個大帝國的主人……又是什么力量或什么辦法能使它維持了數百年之久？”

瀏覽王以鑄先生的古典譯著及其前言后記，他似乎在有意或無意間建立自己的古典研究框架：依附自己選擇翻譯的史傳，抓住幾個關鍵的歷史人物，通過“有關問題的補充說明”，建起了自己的古羅馬史架構。具體說來，他以共和晚期及帝國初期的人物為主體：愷撒、奧古斯都、尼祿、塔西佗、撒路斯提烏斯，前后輻射，隨興而談，描畫出了古羅馬的歷史文化全景。

王先生的古典譯著大致有：阿普基耶夫《古代東方史》（1956）、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1957）；《希羅多德歷史》（1959）《塔西陀〈編年史〉〈歷史〉》（1981）；烏特琴柯《愷撒評傳》（1986）、特威茲穆爾《奧古斯都》（1988）、撒路斯提烏斯《喀提林陰謀